哈军工传-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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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俊瑞看过名单后，态度明确地说：“你们所提的名单我都同意，办一所大学，光这些教授也不够。这样吧，星期一你们去部里找教育司长张渤川和计划司长张钟灵具体商定。”
陈赓看钱俊瑞如此痛快，心中高兴，忙让司机开车去买烤鸭，他对钱俊瑞说：“中午别回去了，就在我们这儿吃顿便饭吧，一会儿烤鸭就到。”钱副部长连连称谢。
没想到徐立行和张述祖那天按约定时间去教育部商谈，司长们却说，18名教授的调动还要研究研究，要请示部长以后再说。
徐立行和张述祖空手而返，陈赓听罢汇报来了气，大声说：“懋之，你再打电话约见钱俊瑞，就说明天我要与他面谈。‘三反’有一条反官僚主义，什么事都用‘研究研究’来对付，这也属于官僚主义呀。我们现在调教授，就像打仗搬救兵，军情急如火！不能因为扯皮，打官腔，贻误了战机！”
李懋之电话一拨，问题就迎刃而解。当时，“陈赓打电话”这一招儿还真是灵，不久，任新民和许鸣真去中国科学院力学所调罗时钧和庄逢甘，所里人事处处长说什么不肯放人，任新民回来向陈赓汇报，陈赓紧绷着嘴唇，在办公室里踱了两圈，对任新民说：“你给那个处长打个电话，就说我明天登门拜访，当面请教。”
任新民有点犹豫，憨憨地笑着，没敢碰电话。
“就这么打！”陈赓用手指指电话。
任新民照办了。第二天，力学所来了电话，客气地说，罗时钧和庄逢甘将按规定时间去筹委会报到。
事后任新民听说，那位人事处长听说陈赓要来找他，可吓坏了，立马“投降”。任新民感触良深，常对同事们这样说：“哎，没有陈赓院长坐镇，调人的事就不好弄，北京哪个单位都不愿意放人哪。”
在陈赓亲自督催下，请调教授的名单终获教育部通过，陈赓又去找
周恩来和彭德怀，重点对象的调令是以中央军委或政务院名义发出的，需要他们签字。
9月8日晚上，陈赓驱车回到筹委会，进了院子，听到徐立行办公室里传来阵阵说笑声，便和秘书刘云一起推门进屋。
“嗬！好热闹！一大屋子人嘛！”陈赓笑道。
大家都站起来，今天刚到北京的张衍忙向陈赓敬礼说：“陈院长，张衍向您报到！”
陈赓握着张衍的手，上下打量着说：“几年不见，你有点发福喽！不容易啊，我听说程倩住院很长时间，你又当爸爸又当妈呀！真能干！今天去
医院看看没有？孩子们安顿好啦？”
张衍说：“下午我带孩子去了医院，徐副校长让莫瑞贞同志帮助照看一下小孩子，我得赶快投入工作啊！”
徐立行插话说：“小莫心细，我让她帮忙带带两个小家伙，张主任不能老当‘家庭妇男’呀！”
陈赓满意地说：“这就好！二高步校的同志们是打前站的，大队人马的万里大搬迁从大西南到大东北，你们组织得很好。张衍来了，先听听你的吧！”
领导要开会，屋子里的工作人员都起身离开办公室，刘云又去找来张述祖和李懋之，陈赓就让张衍把二高步校的搬迁和干部调动情况汇报一下。
张衍说，除留给西南军区少部分团职干部外，二高步校共来排以上干部1400余人，其中有准军级干部2名，正师级干部4名，副师级干部3名，准师级干部11名。加上家属孩子，共2000余人搬迁哈尔滨。另外还有练习团1200余名干部和战士，是参加学院基建的好部队。自8月底起校部和五个大队已分批出发，张文峰已到哈尔滨，11月中旬，全部搬迁完。
陈赓说：“让干部部长曾焜把干部名单和简历造册后报上来，等编制定下来即可以考虑任职问题，二高的干部素质是好的，对极个别作风不好或者能力太差的干部要么调出去，要么放在一般岗位上，不能影响军工干部队伍的质量。另外，这么多人到哈尔滨，必须安排好住处，东北一到10月初就冷了，全体人员要换冬装，懋之，你去总后找杨立三部长，早点准备，二高的人员路过北京，就让他们换上冬装，暖暖和和地出山海关。”
8 知遇之恩 张述祖秉烛荐贤才（4）
大家议论了一会儿，陈赓又接着说：“但是，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延聘教授，述祖和新民同志推荐的那批教授们，我已经找总理签字批准了，过些日子我想先派景文同志南下，打开局面；张衍你也准备去武汉，立行和述祖同志在家继续跑高教部。聘请知名教授，我们是‘韩信用兵，多多益善’啊！工作中大家要注意多说好话，商量办事，切不可拿着中央的‘圣旨’压人哟。”
志愿军三兵团司令部军务处处长黄景文是陈赓最早从朝鲜前线调回来的老部下，他参加筹委会工作已经40多天了，每天一大早他就骑着自行车到灵镜胡同请示工作，是陈赓的得力助手之一。9月底的一天早晨，他匆匆赶到灵镜胡同，陈赓刚洗漱完，笑着看一眼黄景文说：“我要先派你南下调教授，你知道为什么吗？”
黄景文一时语塞，陈赓指了指黄景文的肚子说：“你这里面有墨水嘛，去请调教授，我得先派个知识分子干部出马呀！”
黄景文心头一阵发热，凡是陈赓的部下，都有共同的感受，就是陈赓对自己那种透彻的了解和细心的体察。就说先派黄景文南下调教授这个决定吧，陈赓深思熟虑，因为黄景文的品格和才干，都让陈赓满意。现在，笔者就该详细说说一年前在昆明机场跟着陈赓上飞机的这位英武的中年军人了。
黄景文是广东惠阳人，生于1914年1月26日，父亲黄伯群是
留学日本的热血青年，早年参加了同盟会，当过孙中山的秘书。黄景文小时候就受到良好的爱国主义教育，1931年，他从香港一所有名的英文中学英华书院毕业后，面对东洋鬼子的侵华野心，年轻人毅然北上从戎，以优异的成绩考上黄埔海军学校，学习舰长指挥专业。翌年，他秘密参加由共产党员陈黄光组织的海校“读书会”，接受了马列主义。陈黄光遇害后，黄景文继续参加并最终领导“读书会”的活动。1936年，毕业留校任教官的黄景文积极寻找党，全面抗战爆发后，思想进步的黄景文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并暗中资助几名学生北上延安。1938年，
国民党发现了黄景文的革命活动，正欲抓捕，黄景文只身逃出险境，从此走上荆棘丛生的革命道路。在广东地下党的指示下，共产党员黄景文参加了滇桂黔边区抗日武装的组建，抗战八年，作为粤西抗日老一团的团长，他一直带领部队出入深山老林，坚持敌后游击战，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他的部下们不仅佩服老团长的智勇双全和百发百中的枪法，更敬重他爱兵如子的高尚品格。那个时候部队缺粮，只能喝粥，饭做好后，黄景文亲自掌勺，他自己永远是最后一碗。往往最后分光了，黄景文就倒点水刮锅底，用涮锅水充饥。老一团的干部和战士都熟悉厨房里传来的刮锅底声，那声音总是让大家热泪盈眶。
抗战胜利后，我党香港分局根据国共两党协议的精神，指示黄景文所部进入越南休整，其间黄景文帮助越南同志建军，用毛主席的战略战术培训人民军干部，所以黄景文和胡志明等越南党政军领导人关系熟稔，情谊甚笃。
解放战争开始后，部队奉命归国，老一团向滇桂黔方向发展，不久黄景文升任滇桂黔纵队参谋长，当时纵队已有正规部队四万五千人，游击队十万人。陈赓兵团进军云南时，滇桂黔边区纵队与大部队会师，配合四兵团解放昆明，从此黄景文就成了陈赓的部下。陈赓奉命进入越南时，黄景文主动请缨：“我去过越南，情况熟。” 在越北前线，黄景文被陈赓委以重任，他出生入死，克敌制胜，有一次他的掩体被炮弹炸塌，险遭不测。越北抗法战役后，胡志明主席曾两次向陈赓提出，要把黄景文留下来，陈赓笑笑，婉拒道：“老黄回国还有任务呢。”
黄景文有战功而不自傲，洁身自好，淡泊名利。本来是个军职干部，他却热心筹办军校，甘愿到军区军政大学当个副师职的教育长，这些都给陈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刻，陈赓和黄景文坐下来，一起研究南下延聘教授的问题，把可能出现的困难做了一番分析。最后，陈赓把装调令的大信封交给了黄景文，叮嘱道：“关于首批请调的教授，有的是总理签的调令，有的是小平同志签的调令，应该让有关大学和教授本人充分理解中央的重视程度。总而言之，这次南下，任务重，时间紧，我派赵子立做你的助手，赵教授工作细心，为人厚道，你们一定会配合好的。”
送走了黄景文，陈赓按着工作计划，亲自带人去
清华大学，认认真真地参观学习，向清华的领导同志请教办学经验。当周培源、何东昌等人陪同陈赓参观各个实验室时，清华的师生惊讶地注视着光着头，一身旧军装的陈赓，啊，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常胜将军啊！
再说黄景文一行人于国庆节后来到大上海，在静安寺的招待所住下。当时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工作已基本结束，黄景文和赵子立带着助手，奔波于华东教育部、人事部和各有关高校之间，他们了解到各高校的人事关系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例如，浙大理学院和上海复旦大学理学院合并，军事工程学院要调的浙大教授卢庆骏已随浙大教务长苏步青教授调到复旦，另一位浙大教授梁守槃也被调往华东航空学院。黄景文知道，地方高校对即将成立的军事工程学院缺乏了解，主动向他们介绍军工的性质和成立的意义，消除人们的误解，是争取地方高校支持的第一步。果然，黄景文的坦诚，赢得上海各高校领导的敬重。
8 知遇之恩 张述祖秉烛荐贤才（5）
黄景文十分注意调查研究，那天他对赵子立说：“通过和南方知识分子的初步接触，我看他们主要的思想顾虑是害怕东北的严寒天气，怕生活不习惯。”
赵子立点头道：“听说在教授们的家属中传说到了哈尔滨会冻掉鼻子的。”
黄景文笑道：“东北就那么可怕？也有人担心军队办不好大学，影响了专业，所以我们要做好细致的思想工作。”
令赵子立钦佩的是黄景文求贤若渴、锲而不舍的工作精神，对拟调教授，他一次又一次地登门拜访，把思想工作做到本人和家属的心里。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黄景文的工作颇见成效。
但是从
复旦大学调走卢庆骏却遇到不小的阻力。黄景文与校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李正文友好地商谈过几次，复旦提出一些具体困难，强调卢庆骏担任的两门课找不到人替代。
黄景文特地到复旦数学系，拜访了卢庆骏，一见面，黄景文就觉得卢庆骏教授气度不凡，他中等身材，留着短而浓的平头，说话语气平和；对于卢庆骏来说，这是他第一次与解放军高级干部接触，显然，这位平易近人、全身透着书卷气的首长令他十分好感，两个人挺谈得来，卢庆骏表示，一切听从组织的安排。
卢庆骏是江苏省镇江县人，生于1913年3月。幼时家贫，在父母的教育下，他胸怀大志，功课极好；1936年夏毕业于浙江大学数学系，翌年秋回浙大工作，在抗战中随校西迁，贵州办学8年，每晚在两根灯草照明下备课，其志益坚，学问大进。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