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文革讲话1966-1976-第3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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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周恩来
1971。08。07
周恩来：
今天上午主席阁下谈到 1967 年的事情，这件事正如阁下所说，的确是很遗憾的。……你知道 1967 年我们正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一些极左思潮，你们新大使来后可能知道一些。 1967 年事件的直接起因，是华侨学生佩戴毛主席像章，引起纠纷，以后牵涉到我们驻缅甸使馆，发生了数十人死亡以及华侨被捕的情况。
当时我国政府想尽量把这件事约束在政府交涉的范围之内。开始我国使馆有一份抗议照会送给了贵国外交部，我记得照会中提出了五点要求。接着我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支持抗议照会的要求。《人民日报》就这件事刊登了一些文章和消息。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到高潮的时候，上百万群众连续几天在你们使馆门前过来过去。我担心会发生像在仰光对中国使馆采取的那种激烈的行动，冲进去，伤害了人。我打电话给外交部和北京卫戍区制止了事态的发展。幸好那时我打电话还有效，把你们使馆保住了，没有发生像我们驻仰光使馆所遇到的情况。还有一次，大约在七月初，受极左思潮影响的群众在坏人的操纵下，开了一个大会，要冲外交部，同时要冲缅甸驻华使馆。这件事被我挡住了。运动发展到八月份，外交部也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坏分子钻进去夺了权。……
另外，那时我们驻外使馆也出现过一种情况，就是对重大政治问题直接对外发照会。我们使馆给你们外交部发抗议照会不经过我国外交部批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到现在我们也还没有查清到底有几个照会是未经外交部批准就送到你们外交部的，可能从你们的档案中可以找到。大概从 1967 年 7 月起，有些重要照会就由大使馆直接送出，当然上面一定是盖了大使馆印的。你知道，那时候我们的大使回来了，原来还要回去， 6 月底发生事情以后，我们才决定不要他回去了。
在那个阶段，极左思潮影响到我们外交部。但我国政府还是要控制这个局势，特别是同缅甸的关系。……
我所以要说这一段情况，是想说明我们政府的政策是明确的，这是主要方面。在 1967 年，的确有极左思潮的干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如果仅仅是在青年中产生极左思潮，那是可以说服和纠正的，问题是有些坏人利用这个机会来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这种人只有在事情充分暴露以后才能发现。发现以后，坏作用就起不了了。好在当时中缅关系发展到这个程度没有再发展下去。我们同英国的关系走得更远一点，时间更长一些，受到的破坏更多一些。
类似这样的事情，不仅同缅甸、英国有，同其他国家也有，我就不详细说了。如果有功夫，另找机会谈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时，我们可以多说一点。
对于我们两国的关系，我们一直采取控制的措施，后来阁下也采取了控制的措施，所以没有继续发展下去，没有走得很远。这对于在近两年促进和逐步恢复两国关系有好处，比较有利。
1967 年华侨学校的某些行动，我们也不赞成。年轻人、侨民有爱国心，他们学我们国内的样子去做，当然就不合适了。……
奈温：关于 1967 年在你们这里发生的事，我表示我的谅解。我得到了有关这里发生的情况的报告，但消息很少。我记得你们外交部受到两次冲击，所以我感到当时你们政府不能完全控制局势。
周恩来：基本上能够控制，主要依靠解放军和绝大部分好的群众。
奈温：不管他们对我们说了什么话，我们想这不是你们领导人的观点。有一段时间，甚至我也受到了压力，要我断绝同中国的外交关系，我拒绝了。
周恩来：我们这里的坏人也是这样主张的。
奈温：关于这个问题，据外国报纸报道说，不知是不是真的，有人问总理关于中缅两国外交关系有什么看法，总理回答说，中国的做法取决于缅甸的行动。缅甸走到什么程度，中国也走到什么程度。我们看出了总理还是想继续我们的外交关系，我们也是这样想的。我们不愿意断绝同中国的外交关系。因为要断绝很容易，要重建就困难了。
周恩来：对。
奈温：我记得 1959 年到 1962 年之间有一个时候，印度使馆要撤退，总理请他们留下。这个记忆对于我处理这件事有影响。 449） 周恩来与英国作家马克斯韦尔的谈话
周恩来
1971。11。20
〖英国“星斯日泰晤士报”五日刊载了周恩来总理十一月二十日同英国作家兼记者马克斯韦尔的谈话，标题是“周总理在午夜的想法”；副题是：“为什么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尼克松的北京之行怎样使他在联合国失去票数”、“为什么总统可能在中国浪费时间”、“什么东西使日本处于战争或和平的十字路口”、“为什么印度将对同巴基斯坦进行战争感到后悔”、“英国和中国为什么不能互派大使”，并加了如下的编者按语：“以下是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向‘向星期日泰晤士报'单独提供的中国总理从晚上十一时半到至晨四时半对他发表的谈话。中国总理在这篇谈话中探讨了不断变化的世界。”现将“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的周总理同马克斯韦尔的谈话转载如下。〗
马克斯韦尔：总理，我能否请你首先谈谈你对战后历史趋势的看法？
总理：第二次大战刚结束后不久，邱吉尔在富尔顿发表了一篇反共反苏的演讲，想把西方以至整个世界动员起来一齐反苏，以此来维持大英帝国的统治。这篇演说在美国起了想当大的作用。美国就利用这篇演说的调子，大搞反苏反共的宣传。
当时就有一种论调，认为反苏战争很快就会爆发。毛主席看出了其中有问题，就写了一篇文章，以别人的名义发表，表示不同意说这场反苏运动就会导致反苏战争的爆发，指出了实际上美国是想拿反共反苏的宣传作烟幕，把美苏之间的广大中间地带统统霸占起来。
战后二十六年来，并没有爆发新的世界大战；但是在亚非拉这个第一中间地带，小的战争一直不断，其中首先发生的一个比较大的战争就是中国的内战。
二次大战结束后，美国曾不可一世地称霸世界。那儿人民要解放，它就派军队去镇压，它建议了很多的军事基地，派出了很多军队。那儿经济很困难，要钱，它就给钱。它采用了两种方法：一个是马歇尔计划；另一个就是投资。马歇尔计划的总数约三百亿美元，而投资的总数更超过这个数目。
结果怎么样呢？美国不仅把第一中间地带即亚、非、拉侵占不少，对美苏以外的西方国家（即第二中间地带），它也伸手进去了。
今天的世界形势又是怎样的呢？今年七月六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堪萨斯城作了一篇演讲，十月十六日英国首相希思在保守党年会上也作了结论性的讲话。这两篇讲话互相呼应。希思讲话的大概意思是：战后二十多年来，英国跟在美国后面跑，抛弃了欧洲，大英帝国终于解体了，成为第二等的国家；现在英国应该回到欧洲，参加共同市场。
结果，英国国会通过了英国参加共同市场的决议。在这以后，英法两国外长在伦敦会面，宣布英法合作，把西欧形成一个力量。这种力量尼克松总统也不得不承认的。
“是美国把日本养肥的”
尼克松在堪萨斯城的讲话中说，战后二十六年来，美国地位这样地下降，在战后初期是做梦也没想到的。苏联在战后也逐渐变成了超级大国，同美争霸。在第二中间地带的西欧，又出现了一个共同市场，使欧洲工业发达的国家联合起来，同美争霸。这是第三种力量。
第四种力量是日本。我对许多美国朋友说过，是美国把日本养肥了。日本的钢产量今年或到明年有可能接近或超过美国。尼克松的“新经济政策”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这一棒打中了中间地带，首先是打了日本，然后是西欧国家，同时也使整个西方世界受到影响。
尼克松总统还说，还有第五种力量，这就是中国，但他说中国是一个潜在的力量。希思也说了同样的话。我们承认，我们可以在几十年后发展成为一个强盛的国家。但我们声明，我们无论如何不做超级大国，现在不做，将来也不做。
从整个世界来看，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发展的趋势。这就是战后二十六年来世界局势的变化。
马克斯韦尔：那么，实际上在你看来，作为超级大国的决定因素，或者可以说作为超级大国的标志，不是它的物质力量，而是它在国际关系中的态度，对不对？
总理：指的是政策。超级大国就是要侵略人家，越南战争、印度支那战争就是如此嘛。还要颠覆人家，像玻利维亚、危地马拉，例子很多了。第三是控制人家，控制拉丁美洲，现在人家不干了。再有是干涉人家，干涉人家的内政。还有欺负人家欺负弱小的国家。这些我们都应该反对。所以，我们的总原则是：世界国家不论大小都应一律平等，不能强加于人。
马克斯韦尔：是的，但我感到在这点上你有点理想主义，譬如说，有一个五十万人口的小国，它怎么可能真正跟中国这样的国家或其他大国处在平等地位呢？
总理：我们讲的平等，是指政治上的平等。尽管国家小，你应该尊重人家的主权嘛。它不同意的事，你不能强加于它。如果它需要经济合作，你帮助它，甚至可以无息贷款，乃至于赠送，但你不能要求特权。帮助它的经济，你得使它的经济独立起来，而不是使它的经济附属于你。任何一个国家，如要独立，首先要在农业上能够自给，有吃的，这是能够生存下去的第一个条件。第二，帮助它的工业，可以帮助搞一些轻工业，它本地有原料，这样才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购买力，积累一些资金。如果它那里还有矿产的话，可以帮助它开采，给他先进技术和设备，开采出来的东西首先让它自己用，而不应该首先是为提供援助的国家用。我举个例子，过去这一百年中，中东石油浪费多大！再过几个世纪就用完了。不是说要为人类的进步事业服务吗？那么，大国就应该尽更大的力量，帮助这些国家发展起来。现在第三世界开会责备大国，是有道理的。现在中东的广大人民还是那么穷困，只有少数贵族、资产阶级获得生产利润，那里的国家不能强盛起来。从军事上来说，如果那个国家抵抗外来侵略，那么有军火的国家就应该免费送给它；但对进行侵略的国家，如南非、南罗得西亚，就不应该帮助。
你说我们这个原则是理想主义，也可以这样说，但这个理想是可以实现的，而且不往这个方向走是不行的，不然就是战争。我们现在正开始努力这样做，做得很不够，还没有完全做好。但是我们想走这个方向。
对我们中国这么一个七亿人口的国家，对我们的人民，对我们的干部，要经常进行教育，稍不谨慎就会表现出大国沙文主义，我们现在还有这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