惑-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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惑 07（3）
其实，当不当社长我着实不太在意，我只是不太明白，人的事情安排了，事的事情为何也非要改变。事情总有一个道理存在的，但“是与非”莫名地转换成了“权威”概念上人际关系的交换与制衡，岂不怪哉———“事业”何在？
不过，我对简志峰所说的“感觉怪怪的”却不是由于这层因素。在习惯中，我确实是喜欢直呼其名的方式。至于他为何如此称呼我，我没多想，当时看看也就一笑了之。生活中，谁称呼人不是拣顺口的以示尊重呢？即使没有任何厉害关系，也不妨碍人们对生人直意地表达一种“礼貌”，中国人重视这种礼貌的传承。何况，第一次见面时，我谈话的内容、视角以及后来涉及的这些思考，哪一点给人感觉我像一个单纯搞案头业务的总编辑呢？我想，这个错觉是我造成的。
其实也难怪，前些年我虽为副总编，管了编辑业务，但还管了太多生产经营与管理的事情。那是一种无奈下的产物。有一点让简志峰说着了，就是全国教育社比其他同行在各方面都“势弱”。当初老社长赴任时，他曾好好地培养过几个人，他的书生气与宽厚让他喜欢高学历和看着顺眼的人，也抹不开人情关系，可那之后，却证实了自己走眼。
胡威是谢社长到社后提拔的第一个年轻室主任，小伙子人长得周正，正规大学毕业，学理的，手巧，看着比同龄人稳重，又做了多年编辑。谢社长当着人不止一次地说，这小伙子看着就让人喜欢。
另一个受重视的是刘世荣。这个白面小生，走起路来四平八稳，说话做事也不急不慌，让人摸不着准脾气，总觉得隔着一层，但他的老丈人是谢社长尊为老师的学者，所以像对待自己孩子似的予以关爱和扶助。刘世荣调风华社前，曾做过政协某位领导的秘书，但他自觉意思不大，中间换了几个单位，最后是托老丈人进了风华出版社。不过，这个女婿，心中其实并不太拿老岳父当回事，每每说到时，语气、神情都多有不恭，为此谢社长没少说他。
再一个是同期做财务科长的吴友道，他是当初进中层的几人中心机最重的一个。吴友道原是工厂的普通工人，懂得用心，所以不两年便进了厂财务做出纳。后因父亲与谢社长同在出版系统，一个搞党务，一个做业务，几番拜托之下，谢社长还是把这个同事的儿子调入了出版社。吴友道确是个人物，个儿不高，见人从没笑脸，但脑子好使，点子多主意大，在出版社的最初日子，对谢社长也算是尽心用力。
三个人相比较，胡威该说是最不善来事的一个了。在调整社班子时，群众对提拔刘、吴颇有微词，认为进社时间太短，不懂业务，局里也不太认同。但谢社长还是看长处，使了不少劲儿，这让胡威心生不悦。在胡威看来，谢社长的天平倾斜得过分，自己进班子的问题，谢社长还说了点额外的话，而对那两人却是一味力保，这说明自己在他的心目中，分量远屈居于那二人之下。为此，胡威是心里觉得委屈，不免带有情绪。
至于我，最终以“实干派”的身份成为了谢社长的重要臂膀，说起来那纯属误打误撞。事情不难想象，如此一种班子的构成，干起事来无疑没有表面看起来那样的顺风顺水。好在最初的一两年，谢社长驾驭这些人并不困难，加之他身边有一个好搭档———书记楚牧天，哥俩总能想到一块去，一张一弛，性格互补，所以工作也算成效显著。因了这层因素，我的心无旁骛，在那几年着着实实地干了些事，那几年也成了我提升自己的舞台。只是，这个歪打正着，让班子里的其他几个人也颇为吃味儿。
在给简志峰写邮件的时候，脑子里想到了这些。不过，这些陈年旧事，说到底我并不需要局外人理解成因或是内幕。在我心里，我只是觉着，不管基于什么吧，能交谈的人，互叫名字是令人舒服和自然的，因为里面潜含着一种平等交谈的心态问题。
说了上面的话后，心里清楚，直呼其名这仅是自己的个人习惯。对于他，我还得恭敬地称其为“局长”。
惑 08（1）
远野要从外地来看我了。他是参加一个笔会，专程拐道儿来这儿的。
几年了，我们虽常通电话，严格讲都是他打给我，而且会一如既往像当初那样给我写信，但我只是接受“说”却很少动笔回复。慢慢地，他似也习惯了我的这种“疏懒”，从不予以责求。这样一种状态和关系，若在别人眼里简直没法理解和接受，无异于怪诞。其实就我而言，将心比心，又何尝不是如此！不过，这是没有办法的一件事，就像一道无解的数学题，我只能让它悬在那儿。
认识远野其实有点渊源。早先江川的一篇小说是在他的杂志上发表的，当时大家都以为江川会走写作这条路，因为他的确有这方面的灵性，第一篇作品就得到了好评。不过，海南开发时，经商似乎对他构成了更大的诱惑，从此他不再涉猎文坛，而是下海。几年后，我在出版社已悟出些门道，一心想弄点除教材教辅以外的书稿，觉得风华社仅仅停留在加工层次上，算不得是个真正意义上的出版社。于是，到江南搞调研、组稿。
那时，两眼一抹黑，谁也不认识，初次接触的人，有着很大的盲目性。远野是出于道义参加了我们那晚的“鸿门宴”，因为在坐的一群人中几乎不是一个圈子的，而他本就不擅长陌生的交流。他的性情像他的名字一样，有些飘逸而遥远，不过，他的作品却有着很浓的人情味，随笔文章更是深邃而富哲思。准确说来，他是一个散淡的人，由此可想，那晚的餐桌上他该会如何沉默。
南方的人有着一种后发制人的饮酒风格，与我同行的两个同事不久就被劝过了量，而我就成了最后一个被攻击的目标。我不擅酒，平常喝一点点也要凭兴趣与情调，所以便陷入了一种孤立无援的困境中。那时节，人们不知怎么搞的，不分南北却都如出一辙的愿以酒作为“业务”的前提，我心里怏怏的，有点厌，觉得不对胃口。
在整个吃饭劝饮的过程中，喧嚣淹没了人的感觉意识，一桌人几乎都忘了远野的存在。我忙着抵御劝酒的热情，也不曾留意身边远野的静默。只记得一开始他就在自斟自饮着一瓶陈年花雕，人们恭维他的同时却也慢慢地忘了他，注意力全都集中在我们一行人身上了。
在我疲于应对的尴尬之即，幽幽的声音从旁边传来，只见远野站起了身，对着一桌人说：“你们敬她的酒，我来替她喝吧。”那声音不重，却压住了满桌人。
那晚，我没有被灌倒。
也许就是从那一刻起，一种置身异地而感到特别弥足珍贵的暖意，让我对远野充满了一种感激之情。
后来，我强迫他为我想搞的一套青少年读物充当作者之一，照当时的情形，这几乎叫强人所难，对不上牙口。因为远野从“身价”上讲，无论如何都不该接受这样的“作业”。但他却再一次帮了我。
多少年后想起这段，我都觉得愧对远野。但他就是让人舒服，笑着说：“若没有那次经历，我还不能真正认识你呢。”
因了书稿的机缘，我与他开始书信交往。书出版后，我们已相当熟稔，彼此谈的内容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深入。那阶段，我把他写的书全都读了一遍，聊天的范围从中国的庄子、鲁迅，到外国的亚里士多德、狄德罗以及柏拉图；从“漫步的孤独者”卢梭，到“塔希提岛的主人”高更———他更愿把那儿称为“大溪地”；从中国文学，到外国文学；从古希腊雅典精神，到中国现实的思考……不一而足，让人享受着一种“活在多个世界中”的快感。有意思的是，他把这样的交谈，定名为“心灵小屋的畅游”，并说那是“有壁无际的自由遐想和理性精神的漫步”。
不可思议的交流慢慢延伸出一种情感的默契，日子久了，我们竟没注意到一种语气的变化。越来越无羁而感性的话语好像多少年前我们就是至交知己。他常调侃地叫我“大女孩”，而称女儿为“小女孩”。点点直到长大都念念不忘这个“Uncle”（叔叔，这是女儿对他的一贯称呼），她说她是读着Uncle写的故事长大的。其实，从小到大女儿听过、读过无数的故事和书，但她就是坚持说，她的童年中印象深刻的就只有Uncle“送人玫瑰之手，历久犹有余香”的记忆。这事说起来真是颇为滑稽，因为远野压根就不是儿童文学作家，他的书都是写给有思想能力的人读的。但是，那时女儿像我一样异想天开，说要看他写的故事，说Uncle写妈妈留的作业，也得写她的。远野真不知哪来的那份爱心与耐性，竟真的为她一个人写了只属于她的童话。这样，远野就成了我和女儿共同的朋友。
惑 08（2）
一切美好慢慢延续着，我的生活却发生着很大的变化。工作的压力越来越大，让我几乎分不得心，甚至分不出更多的时间睡觉。这一时期，远野的信写得越来越有情致了，好像不经意间要分解我精神的压力与负担。我知道，他做这一切，多半是心性使然，不过不能否认，这其中也有比对一般人更多的关心。
曾经有一个阶段，女儿的心理状态出现问题，极度厌学。我为此愁得没法，从心里憎恶当今的学校教育压抑天性，但却无能为力。远野从南方寄来了日本NHK电台著名节目主持人黑柳澈子的《窗边的小豆豆》，这本书当时大陆没有译本，他是请朋友从台湾捎来的。这开始了我与女儿心理沟通、平抑愤怒、宣泄情绪并疗治创痛的管道。我答应女儿，每天不管何时、不管我在做着什么，只要她需要，便可以随时叫我，我会放下一切来陪她；而只要她写完作业，我就会给她读“小豆豆”，若时间早就多读，时间晚就少读。女儿被书中那个与她景况相似的小豆豆牢牢地吸引住了。为了“读书”，她开始注意力集中地写作业，为了多听故事她写作业的速度越来越快。慢慢地她为“心烦”而叫我的次数越来越少，而厌学的情绪则越来越不被意识了。
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懂得“蹲下身子”同幼小的女儿说话，学会了以她的视角看问题，也领悟了一种潜移默化的心灵抚慰方式。
我明白，远野用心“疏导”的绝不仅是女儿一个人，而是两个。他教会了我许多。
然而，就是这样，我给他写信的频率却越拉越长了。工作、孩子都是我一个人的事情，江川有如“国际自由人”，不遇麻烦已很少能想起“家”所包含的意味。这三者没有一处是我可以省心的，以致一次在电话中，我对江川说：“亏了我心理承受力好，压根儿就认为‘家’是我一个人的。”
这大概是我唯一一次明显的抱怨。平心而论，我一直以为，谁做什么并不重要，一种精神的分离才是人心里真正痛苦的地方。几年商海的喧嚣浸染，江川已少有耐心能听我的想法了，每次说到点点，也多是三言两语地应付着，谈自己就更少。他总是说他很忙，但寄来的照片却越来越显出发福的迹象。我劝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