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人渣-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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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局棋的事情。总之，我们虽然是初次谋面却是相见恨晚，颇有种惺惺相惜的感觉，仿佛是久违多年的老朋友一般。那种感觉真的很美妙。　
如果不是等待面试的人越来越多的话，我想我们会聊得更长一些。我起身的时候，心里嘀咕跟他说这么多干什么啊，录不录用我以及我的薪水待遇到底是多少好像他还没有和我说明白啊。这时候叶总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微笑着对我说，明天早上九点你就来上班吧，你的实习薪水可能会还高一点，具体视你的能力而定。我说好，我会让你看到我的能力的。其实说这话的那会儿我心里直犯嘀咕，当时我可对广告一点概念都没有，只知道电视里播完新闻之后的那些什么“脑白金”啦叫做广告。但是顾不得那么多了，先混上一个月再说吧，反正在家闲着也是闲着。　　　
第十八章　策划天才（1）　　　
叶繁中营销策划有限公司大概有一百来号人，其中有十六个是与我身份对等的实习生。他们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大概也和我一样找不到工作，纷纷乐不可支地跑到这里吃400块钱的低保来了。他们当中有学散打的，有学化工的，有学数学的，反正是一个五光十色五花八门，看得出公司还真是不拘一格降人才。　
公司有八大部门：行政部、策划部、设计部、文案部、咨询部、业务部、活动部和财务部。我一开始被分配到了文案部，有一天叶总不知道怎么就心血来潮把我调到了策划部。　
我初来乍到，非常低调地夹着尾巴做人，跑腿十分勤快。这个要我买包烟，我去，那个叫我倒杯水，我也去。我很是知道自己现在的分量。　
大约来公司一星期后，我在公司的地位开始变得微妙起来。那是因为叶总新近又获得了一个边远地区旅游景点二十一年的经营权，想要举办一个活动提高那个景点的知名度，提升那里的品牌形象，要求公司上下献计献策。　
会议上，公司里那些想要照搬照抄过去经验的前辈们的想法一一被否决，另有一些想出风头的同事稀奇古怪的主意却又由于无法执行或成本太高而一一搁浅。会议进行了三个小时，依然没有一个可行的方案得到叶总的认同，叶总的面色开始有些凝重起来。我们公司里年薪百万的有五位，一般的部门经理级别都是年薪十万左右，养了这么大一群人，关键时候却都没有了主意，我能充分理解叶总心底的难过。　
我不忍看到叶总失望的样子，毅然举起了手。旁边几位在广告界打拼了多年的前辈窃窃私语，似在取笑我的自不量力。我一开始好不容易凝聚起来的一点勇气，不由得又有些松懈起来。　
叶总终于看到了待在不起眼角落里的我，微笑着示意我站起身说话。我的心底顿时涌过一股暖流，大声说出了我的想法。我的创意是在那旅游景点交接仪式的当天，把两位中国象棋特级大师请过来，一位是有“东方电脑”之誉的柳大华大师，一位是“胡司令”胡荣华大师，柳大师下盲棋，胡司令下车轮战。　
我说到这里，旁边有人开始打岔了，说这下盲棋和车轮战有什么了不起，他们在很多地方已经下过了，根本就没有太大的新闻价值。　
我轻蔑地瞟了这位在A城广告界虚名在外的“著名策划人”一眼，接着他的话说，下盲棋和车轮战固然不足以惊世骇俗，但我们可以推陈出新灵活变通。譬如说盲棋的世界纪录是柳大华1995年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1对19”名专业棋手，我们现在就要求他下“1对21”，刷新吉尼斯纪录，而且这“21”与我们对这个景点21年的经营权似乎有某种默契，这里面好像能有些噱头。另外，象棋车轮战的世界纪录是胡荣华的弟子——“台湾棋王”吴贵临创下的“1对110”，那我们就让胡荣华来个“1对121”，创造全新的世界纪录。我还建议多给柳大华和胡荣华一些出场费，让他们承诺不再打破我们的纪录（其实他们以后打不打破并不很重要，就像我们中国文坛某些人动不动就说自己“封笔”般制造影响）。　
我说完这些之后，偌大的会议室顿时变得安静起来，我看见叶总的嘴角分明露出一丝笑意。他一边频频点头，一边问我自己认为这一创意好在哪里。　
得到叶总的首肯后，我的信心大增。我说，第一，象棋是中国的国粹，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这一活动必将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第二，两个吉尼斯纪录的折叠，新闻价值不可低估；第三，成本费用相对低廉，容易执行，预算不会超过200万，200万与把一个旅游景点的品牌形象提升几个层次来说简直是九牛之一毛（叶总那局全世界最昂贵的围棋花了近1000万）。　
叶总接着问我这一活动取个什么名字好，我略一沉吟，说不如就叫“棋行天下，酒醉英雄”，比赛那天，所有参观者都可以免费喝啤酒，参赛者大碗喝白酒，展示一种豪爽的江湖之气，而且啤酒和白酒的经销商肯定愿意赞助这个活动，酒的费用几乎为零。　
“棋行天下，酒醉英雄”的主体思路当场被叶总通过，具体细节则由策划部三日后提交整体方案。　
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这一创意取得了超出意料许多倍的新闻效果。一夜之间，那一个以前并不为人所熟知的旅游景点，声名鹊起成为新闻媒体的宠儿，一举跻身各大传媒的头条，吸引了游人如织。　
从这以后，我在公司的地位开始变得举足轻重起来，策划总监对我的态度渐渐不那么友好，生怕我马上会抢走他的饭碗似的。　
一个月后，我们这些大多抱着混饭吃或者说碰碰运气的实习生该要被辞退掉八个了。在叶总决定下来的前几天，除了我之外的那十五条好汉惶惶不可终日。我那几天的心情真好，因为我知道，即使叶总只留下一个人，我也不用担心，因为那个人一定就是我！　
果不其然，发薪水的前一天下班时分，叶总把我叫进了办公室，勉励我跟着他好好干，不要像其他人一样蠢蠢欲动，一定要沉得住气，要永远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他还说我在广告这个行业一定会大有前途，公司再过一两年就会上市，到时会给我一定的股份什么的。想不到自己一个广告门外汉只用了一个月就在A城最负盛名的广告公司站稳脚跟了，和前一阵子流亡广东的狼狈比较起来，真有天渊之别。　　　
第十八章　策划天才（2）　　　
第二天的工资卡上，其他或走或留的十五个实习生的工资卡上打的是四百到八百不等，而我拿的却是一千八百块，把他们羡慕得口水直流。虽然公司一再规定职员的薪水要保密，可是我们这些人可管不了这么多。喜欢攀比和窥人隐私总是大多数中国人身上不可或缺的毛病。　
我的进步很快。有一种人注定学什么都快。不出两个月，我就能单独撰写完整的策划提案。我的策划案通常有这样的特点：大气、新颖、简洁、容易执行。我在公司的位置变得一天比一天重要，我开始吩咐一些新员工给我买烟、倒水，感觉真是美极了。　
不久之后，叶总把我们策划部的部分员工调到了他办公室的隔壁，这样他可以随时传唤我们进去“碰撞”。叶总说，许多伟大的创意就是在碰撞的瞬间悄然诞生的。真是一句名言，虽然有些莫名其妙。可是莫名其妙的大多是名言。　
我的这个新办公室里只有六个人，如果我不算人，那就只有五个，恰合五行之数。　
正襟危坐我对面的叫胡海，我一开始便尊称他为“祸害”。因为他随叫随到答应不迭，所以我失去了许多恶作剧的乐趣，从此便不再叫他这个尊称。　
胡海和他合法同居的女友挤在一个十二平米的小屋里，所以他和北大最好的诗人海子的想法一样，做梦都想要一所“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房子。于是胡海有事没事就在电脑上胡乱涂鸦样板房，有意大利式样的，有法国风情的，还有紫禁城的四合院。每当我微服私访至胡海的电脑前逮住了他的“不务正业”时，总要道貌岸然地怒斥他手淫，胡海这时便会很不好意思地关闭窗口，羞涩地说“哪里有，哪里有”。我往往会迅雷不及掩耳地捉住他想要毁灭证据的拖动鼠标的手，声色俱厉地指责他“还狡辩，还狡辩，要不要带你去叶总那里做个DNA检验”。胡海被我的淫威所慑，不再做声。　
胡海的左边是李飞飞，右边是龙燕。李飞飞有男朋友，龙燕没有，但她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是不吃中饭，全靠几片菜叶度日，据说是为了瘦身。我很喜欢瘦身的李飞飞和龙燕，因为可以乘机霸占她们的大鱼大肉。我还会不时警告她们，如果月底发工资时不请我吃竹卷寿司，就休想要我把她们高脂高钙总代理的艰苦工作进行到底。李飞飞和龙燕为了保全她们“从不浪费粮食”的贞洁，所以连忙表示“一定，一定”。然而，我的快乐一般都只能维持到下午四点的样子，每当那时候看到李飞飞和龙燕由于能量不足的痛苦表情，我才知道原来女人生活得也很辛苦。　
我的左右护法是新来公司实习的师大文学院的两个很可爱的女生林浪和白云，由于她们还没有和大学里的男朋友分手，所以虎视眈眈的我暂时还没有下手。林浪和白云很喜欢通俗音乐，所以会常常让我的《北国之春》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之类民族的最强音中道崩殂无疾而终，取而代之以那个周什么伦的鬼哭狼嚎。对她们的越轨行为，我常常苦笑着表示出极大的宽容，这是因为她们信誓旦旦一定给我介绍一位如花似玉的女朋友。虽然我知道她们的这一纸空头支票不知要到猴年马月才能兑现，但我向来是“只要有十万分之一的希望，就要用十二万分的努力去争取”，所以，为了终身的幸福，我宁愿牺牲耳朵的清静。　
后来，我为这个办公室写了一首足以让高尔基折腰下拜自叹弗如的不朽诗篇：　
在苍茫的胡海上　
有一只黑色的龙燕　
在高傲的李飞飞　
一会儿翅膀拍着林浪　
一会儿箭一般冲向白云　
地球上只留下一个孤单的张一一　　　
第十九章　约颜知己（1）　　　
叶总是一个脑子里充满着奇思异想的人。他认为策划有四境，是为天、地、变、化。所谓天，就是要异想天开，打破常规；所谓地，就是要掷地有声，强调执行力；所谓变，就是要以变应变，抢抓机遇，与时俱进，在第一时间内发现问题并巩固效果；所谓化，大而化之之谓圣，指的是品牌的拓展和延伸。　
叶总说，人要成功，就必须和成功的人在一起，要模仿、借鉴和超越成功者的思维模式。叶总还说，做人一定要内敛和低调，不要自以为是，更不要轻易出招。叶总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好像是说到了我的心坎上，其实我曾经也有过这样一些零零碎碎的念头，只是没有上升为理论。他说出来之后，我有一种茅塞顿开恍然大悟的喜悦。　
追随叶总的日子里，我学到了许多一生受用的东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会追随他一辈子。我深深知道，给别人打工只是一个过程。一个人想要取得最大的成功，归根到底是要自己创业的。我缺乏的只是一个契机。　
2004年5月，中国男足无缘雅典。身为铁杆球迷的我花了三块八毛钱把一封挂号信寄到了足协所在地北京市崇文区人民法院。信里面是一纸民事诉讼状，要求中国足协赔偿我精神损失费一分钱并公开向全国球迷道歉。　
民事诉讼状寄出之后，在社会上激起了轩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