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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部分

一个不甘失败的人-第50部分

小说: 一个不甘失败的人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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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开始评定教师职称,以后将按教师的工作能力和成果来决定工资的高低,而不是单纯看“文凭”。这对我有利。可第一次评定基本上还是按原有的工资等级高低来套职称级别。工资高的自然评为“高级”,工资低的教学水平再高,也甭想评上“高级”。明显有“黑猫”,“白猫”之分,而不是看它能否“逮老鼠”。我没有“大专”文凭,本来工资就低,要想评为“中学一级教师”都有困难。虽然对照条件我已完全符合,可是一个人的教学能力和成绩,无法用秆称出几斤几两,也无法用尺量出几丈几寸,全看领导对你的印象和你在学校中的地位,可以说你成绩大,也可以说别人比你强。那时又有一位刚调入的领导,才走出校门不久,也想评为“中学一级教师”,可名额是有限的,我又遇上“对手”了。学校初评时我没有排上队。后来是那位领导工作年限太短不符合条件,被上面刷掉了。大概一个人的“成绩”可以吹,从个人简历上算出的工作年限却难于作假。正好我又有一位初中同学的儿子在县人事局搞这次职称评定工作。他对照我各方面的条件认为完全符合“中学一级教师”标准,才把我提上来。显然光有“成绩”还不行,在这个凡事离不开人情关系的社会里,我没有亲朋好友在当官,可以助我一把,几次都亏过去的同学帮的忙。看来几年“窗前勤苦读”得来的成绩,虽然未能上大学,却在人生道路上派上用场。我的工资因此大大地增加了,跟当年高中同届的一些本科毕业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我没有什么可再遗憾了!
1988年三中收回“文革”期间被占用的校舍,准备搬迁。乘此机会,县教育局决定作为“教师聘任制”的试点,对原有教师进行考评、筛选,挑选部分教学能力强的教师应聘。我有幸被看中,因此能进入县城里工作,每天不用骑车上班,大半时间在家里搞“自留地”修改回忆录。两个子女也先后进入高等学校学习,虽说不是名牌大学,总算有了出路,尽了做父母的职责。将来的路要靠他们自己去奋斗。父母早已精疲力尽,该松口气,享点清福。别人也开始羡慕我:“好福气呀!”大概是做人的基本任务完成了,可以“问心无愧”。
想想我这一生虽经历多次坎坷,屡遭挫折,但是无论走到哪里,总能以自己的工作能力和成效来获得周围人的赞赏和认同。也许娇嫩的草木总要开出惹人喜爱的花朵,才能弥补自身的缺陷。在学校读书自不必说,走进社会,在街道工作,到水库工地劳动,去渠道指挥部当干部,我样样不落人。后来当了小学教师,虽说不是“科班”出身,教学上仍是出色的。有幸进入中学,没有“大专”文凭,业务上还是“骨干”。在工作中我可以说是“步步高升”:从小学到中学,从初级中学到完全中学,从离家远的学校到离家近的学校,从普通中学到重点中学。我一路顺风走过来,越来越称心,越来越受人尊重。这是我成功的一面,是我人生价值的体现。我靠的是自己的信心和勇气,以及对工作的热诚。我克服了许多陌生,才使脚下的路越来越宽畅,最终走出变幻莫测的人生峡谷,来到一个广袤的天地,充分享受着大自然慷慨赐予的阳光、空气和绿色的草地。不再磕磕碰碰,满脸血污,我还有什么不满意的?人生总是苦乐相间,有失败的时候,也有成功的时候,不论失去多少,或获得些许,都已是昨天,心中时刻想念的应该是未来。我不再象十年前总抱着一股怨气,凡事想争个是非曲直。我可以平心静气地面对一切,即使死神来临也能泰然处之。每个人在这世上作客,都有回去的时候,无论是王公贵族,平民百姓,到了天堂或地狱都享有一样的平等,世人就不必太在意他们的过去。我像悟到人生的真谛,忽然豁达起来了。
十、实现自我价值
    改革开放伊始,胆大的人抱着能干则干,干不了就跑的心态,率先冲上前去。一边看着风势,一边大赚一把。有了“第一桶金”,就象吃了定心丸,信心十足,暗自窃喜。政策也在逐步落实,报上开始大力宣扬“个体户”,表彰“万元户”,提倡“先富先光荣”。效仿的就多了,“头脑灵活”的各显神通纷纷走上发家致富的路。“政府里的人”也有人冒险去“下海”,“闯荡江湖”。老实人不屑一顾,后来看着别人西装革履,处处摆阔,心里又不平衡。工薪阶层仰人鼻息,无从发财,有不安分的也变着法子干违法的事,目标只有一个,朝着发展“钱途”而去。
我内心的防线虽然没有溃退,但看到自己满足于现状,变得惰性十足,与世无争,似乎在衰老,又不安起来。过去于困窘中不得不东奔西跑,却时时透出一股锐气,显示生命的活力,那时怕要“死于安乐”。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在摧人向上,我是个不甘寂寞的人,忽然也想趁自己还能干十年、二十年,也出去拼一把,实现自身的价值。照着方格写出字,可以工整美观,却显呆气刻版,妞妮胆小。只有在没有框框的白纸上,可以无拘束地写出花样来,感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老是呆在学校大集体里,就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毕竟“大有大的难处,小有小的难处”,谁也怪不了谁。
1990年9月,我决定请求“病休”离开学校。一个月后正式申请“提前病退”,同时开始四处打听。最初是希望熟人能引进到私有企业去摸索一段。但很快就发现事情不象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他们需要的是熟练的财会人员,懂得做“两套账”,还有营销人员,必须会“吹牛”。虽然我相信只要让我学一阵,掌握决窍,肯定能胜任。但他们不是职业培训班,对人员的要求是,“来之能干,干之能胜”。看来凡受制于人的事,都很难如愿。再说吃别人的饭碗,报酬再高,成绩也是别人的。自己创业,即使是个小店的老板,也是当家作主,所有劳累悲喜都归自己,岂不快哉!可资金呢?门路呢?谈何容易。一切复归惘然,教育局也迟迟不肯对我的申请下达批复。
1991年2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遇见母校陈校长。他是我中学时代同年级的同学。在一中读书六年时间里,虽然不在同一个班级,彼此都有一定了解,由于我学业优秀,也算是学校里一个“人物”,是届组里头校友联络员。此外我还有一群志趣相投,高尚而友爱的伙伴。当年每逢寒暑假街委会都会组织学生成立“回乡工作队”,搞一些社会活动,过一个愉快的假期生活。这一来,同一街区的校友,虽在不同年级,不同班级就学,却因假期活动,经常在一起,逐渐成为好朋友。我们曾组织球队到机关部队去参加比赛,到郊外去游览参观。到了傍晚,大家又会不约而同聚在家乡那块大青石板上或榕树下,聊天讲故事,交换彼此的见闻。我们的学识,幽默感在同时代的学生中毫不逊色,爱好也十分广泛。我们的友谊得到各自家长的赞同,被称为一群“快乐的狗兄弟”。连家长之间也常有往来。后来他们都陆陆续续考上大学,但到了假期还要相会,照样到大青石板上或榕树下去。而且每年都会去郊外拍几张照片留念。随着岁月增长,友谊变得更加成熟牢固。重要的还在于通过这群“狗兄弟”,我认识了一中不同届组的不少校友。七十周年校庆时,我曾帮陈校长从一位企业家,我初中的同学那里募到一笔款项,给当年校庆添加一点兴奋剂。陈校长认为我在校友中有一定的影响力,那时他又在筹备七十五周年校庆,得知我“闲置在家”,便热情邀请我去母校帮忙。我想闲着也是闲着,再说只是帮忙,如有合适的活,我随时可以离开,便答应他。不想,却从此把我引到另一个更广阔的新天地。
起初,我只负责整理校友名录。每天查阅学籍档案,伏案抄写。还好,虽经过“文革”的洗劫,从1937年以来母校的学籍档案基本保存完好。学生名册、学业成绩和基本情况都记录在案。而建校初期的几届校友名单,也从解放前的一份旧校刊中找到。唯独缺1927—1928年毕业的校友名录。我后来找到几位健在的老校友,通过他们的回忆,补充了一些。解放前学生流动性大,每个学期都有一大批转学的,复学的,休学的,插班的。反复核对,还是缺漏、谬误不少。但总算有了一份建校以来较完整的《校友名录》。校友们看到它都异常兴奋,一边翻阅,一边不停地谈论起同班同桌的你我。有的还了解到自己祖辈、父辈或子辈、孙辈的同窗好友,了解到自己的亲属是一中哪一个届组,哪一个班级的校友。外地校友得知后纷纷来函索取。甚至有一位台湾校友,后来在台湾办退休时,因实际出生年份与户籍记录有出入,看到《校友名录》便想到从母校的学籍中找到有关他出生年份的证明。我感到十分欣慰,自己种出的果实,有人这样喜欢它。这也是我第一次有了机会来回报母校的培育之恩,虽然最后一年,母校留给我的是永远的痛,我还是感激她前五年给我的快乐成长。
我在工作中找到乐趣,当时学校里又没有一位专职人员来搞校友工作,校长逐渐把筹办校庆的事交到我身上。一个人要是没有兴趣的做事会很难奏效,即使鞭子在背后响动,行动仍然十分迟疑。一旦有了兴趣,就没有什么“不敢”的。我开始参与了校友总会的筹建,负责与各地校友间的通信联络,寄发各种有关材料等等,尤其以搜集校史馆和校友的成果资料最为艰难。
母校向校友征集成果资料的通知,已经寄了一拨又一拨,回馈的为数不多。我想,一方面是有的校友过于谦虚,另一方面邮寄资料确实麻烦,有些材料可能一时找不到,有些必须去复印,还要包装,要去邮寄,需要有充裕的时间,个人照片也未必有现成的。我请示校长后,决定采取登门征集的办法。福州厦门是省内校友比较集中的地方,特别是大学里头,人才济济,一定会有收获。校长同意我的方案,我便开始出差。白天找人不易,就利用晚上到校友的住处去“拜访”。校友们都很感动,知道我的来意后,有的像欠债似的,马上翻箱倒柜找资料,嘴里不停地说抱歉。我们当时的口号是“为母校,有名出名,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校友在工作事业中对国家、对社会、对集体作出贡献获得成绩,有了成果,应该向母校汇报,并视为一种义务。这不是为自己出名,是为母校出名,给母校增光添彩,给学生树立榜样,是教育下一代的好教材。还好,校友中不少人是我以前认识的,或通过我那群“狗兄弟”拉上关系的。大家见面不说客套话,总是大力支持,有的还主动提供不少新情况。从“已知”的又扩大到“未知”的。短短的几天,我已囊袋满盈,收获不少。
这样挨家挨户去征集是挺辛苦的,全靠两条腿,还得不停地爬高楼,何况到后来手里总是提着沉甸甸的材料,有时刚从一幢七楼下来,又得爬另一幢七楼。回到住所已是夜里十二点多,又累又乏。要说我只是个“临时工”,何苦呢!但责任心告诉我,承诺的事一定要想方设法做好,做完美,这就难免要苦了自己。但我从工作中得到的愉悦别人是享受不到的。我看到一中建校七十五年来,人才辈出,在各条战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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