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甘失败的人-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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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随着两报一刊连续发表的一篇篇社论文章，我敏锐地料到将有一场新的运动。我也希望看到一场暴风雨来打破这沉闷的空气。果然，1976年2月，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开始了。作为一名群众，理所当然对政府发动的运动寄于热望，以为它将打破一个阵旧的世界，把社会推向新的高度，不敢想象它有时竟是一场倒退。我一方面为同学的“解放”高兴，一方面为自己预见的准确沾沾自喜。不够，我心里还是充满着矛盾，作为一名顺从的国家干部，理应听从当时中央的号令，尤其它又是大家最迷信的人提出来的，谁敢怀疑。但是现实总令大家摇头，看不惯一些人的所作所为。我曾经劝同学乘此摆脱政治舞台上无聊的争斗，双方的作为群众看了都恶心。可是他在喘过一口气后，由惊恐失望转为发泄和报复。我以为自己已是“恩人”，至少是他的患难之交，可以得到他的完全信任，就不甚反对。何况我的话在他的心目中还是轻的，他自有一帮官僚派友，他们更常在一起商讨策划。
后来我也产生一个想法，何不借助他的关系挤进官场的一角？我以为凭借自己的智慧能力可以干得比当一名教师更出色。历来那些当官的就因为他们眼里老盯着官场，一有机会就爬了上去，并非有着特殊的材料。同时另一个更大的目标隐藏在我心里，那就是我的理想，也许在官场上我将更有机会找到发表我的文章的时候。我把自己的想法直言不讳地告诉同学。他明确表示不会将我忘记，那时县里正需要几位摇笔杆的人。我决定创造一个供他推荐的理由，同时也出于当时认为是对新生事物的支持和拥护，出于对毛主席的绝对崇拜和听从，包括对党的忠诚，我投进那场一时分不清黑白是非的运动中去。
我在学校里联络了两位教师。开始转抄省里和县里的大字报，张贴在公社门前的墙上。我以为这个行动十分稳妥，因为是转抄，可以不负完全的责任，又能表明自己在积极参加“运动”。但是当时农村对这场运动的反映比较滞后，周围的人对我们的举动就很看不惯，冷眼相视，倒不是他们对运动本身有所反对，而是他们不敢抄，我们敢。他们是多数，我们却是少数。他们习惯于听从，也最知趣，从来不走在前头，只在暗地里放冷箭，把我们的行动说成是“出风头”，“想当官”。也许有一批聪明人对当时的形势确有正确的估计，看透了社会上一伙人的胡作非为，相信他们不会长久。但更多的人只是对政治失去了热情，对政局不抱希望，采取冷漠的态度。
面对这种岐视和冷笑，我忽然觉得是在真正参加一场需要冲破阻力的“革命”，身上顿时洋溢出一股革命者的激情。为了把“最新消息”尽快告诉人们，我甚至放弃休息，连夜抄写。但领导上并不支持我们。我们几个不经他的同意就动了起来，他便疑心重重，以为我们是冲着他来的，便步步对我们压制，增加我们的课时，不供应我们抄大字报的纸张笔墨。一面又召开一次由他的人组成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积极分子大会，故意把我们排挤在外。
也许没有下场，可以不关心其痛痒。既然做了就希望有个结局。我认为自己光明正大，索性把牌子摊开。六月份公社举办“反击右倾翻案风”学习班，我写了一封给公社党委会的“公开信”，阐明自己的观点看法。我的大字报获得大家的同感和支持，一些不敢公开表态的人投来兴奋的目光。但是有人开始散布我是个有“严重问题”的人，没有一点政治资本可谈，只配规规矩矩，不该在运动中有所显露。把我的行为说成是“阶级报复”。几个胆小的人动摇了，他们开始从权衡利害关系去选择自己的言行。“敢怒不敢言”的人躲开了，有人说我是“蚍蜉撼树不自量力”。总之，从理论上的是非到现实中的好坏还有一段距离。一些人眼里，有权有势就有理，真正的好坏同公开的是非统一不起来。
后来，我的一位“战友”没有和我商量就写了一篇言过其实的大字报。有人就抓住时机进行反击，从墙角挖出几点黑暗的东西，大吹大擂，企图掩盖光明的一面。本来对手的攻击并不足惧，遭到伤害也是原先所愿意的。但周围的人给我冷漠、误解，令我感到由衷的悲哀，久久不能平静，这是我所不愿看到的。还有同伴中也有人屈服于压力，帮着从背后拉我的衣襟，才更令人寒心和恢心。一位跟我一起拉开序幕的人，见势不妙躲开了，在幕后慌忙叫我停下。于是嘘叫声除来自台下的，还有台上的。那台下的倒叫我更加冷静，唯有台上的十分撩乱军心。“战友”跟我吵了一阵之后，一心在等待我的狼狈下场，以证明他劝告的高明，或者等我一败涂地，再出来发一通大慈大悲。事实又替他说了话，一些人撒手不干了，一些人在欢笑，在更加卑视我，把我看得愚不可及。我成了人们讥讽的对象。我知道有一种人，胆小如鼠又昏暗无比，活在世上如同掉到魔窟里一般，感到阴森可怕，好象所有人都扼着他的命运，整个世界都险恶恐怖，人人如同魔鬼一般狰狞。从他口中跑出来的都是阴险诡诈的家伙，个个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干着损人利已的事。听了他的话，简直世上无一是处，到处在互相吞筮，陷害，表面奉承，背地尽是捣鬼，想方设法欲治对方于死地。我痛恨这一切，这种人既不想创造历史，又不敢反对历史，只会在暗地里放流言蜚语，毒害勇士的心灵，拉勇士的衣角，有意无意地把本来就不净的空气搅得更加混浊。
鲁迅先生说过：“战士战死了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现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菅菅地叫着，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以为它们的完全，远在战士之上。”我想，战士“未死”之前，苍蝇们还是安静的，一到“战死”，那些“完美的东西”才胀起翅膀，以为到了它们大有作为的时候，以为它们比战士更勇猛。蹲在墙角看别人革命的人，正是这样一群“完美的东西”，他们一心在寻找革命者的辫子，一旦相到便立即跳出来，抓住微弱可见的一点，以为他神机妙算，可以装得比革命者还高贵。
我不后悔我做的一切，因为我所做的一切并没有错。我确实是幼稚的，十分没有经验，不懂得斗争的艺术和策略，不善于团结大多数，不知道做舆论工作，只会凭一股正气进行争斗，企图获得“公理”和“正义”，一点不懂得欺骗和诡诈，这怎能没有失败？我本人更没有具备领袖般的号召力和引人尊敬的品德。我决不是一位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但是我热情，有一股积极向上，十分旺盛的生命力。我不怕失败，我觉得错了也无所谓，总比不干的好。我了解自己，决不是一个坏人，我为什么要向失败低头？
家里的人对我在这次运动中的所作所为，极为惊恐，认为我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好心劝告”，束缚了我的手脚，使我平添了更多的烦恼。
一天我回家已经很晚，见父亲和叔叔正在房里窃窃私语，料到他们在谈论“国家大事”，而且知道他们只能谈谈而已是不敢有所举动。抱着一种爱护的心理，觉得人民受骗太厉害，希望他们心里清醒一点，便把刚得到的一条“重要新闻”告诉他们。他们先是满足于知道“内部消息”，表现出许多惊讶，待到估计我的话已经讲完，他们的震惊也恢复到常态，便立即悟到这当中的“危险”，不放心地再三交代：“千万不能对别人讲，这是要掉脑袋的。”这话一下使我清醒过来，不再言语，默默回到自己房里，心里懊悔极了。也许父辈认为我心里藏不住话，对我不放心。我更悲哀他们是这样懦弱，虽是小心，却小心到让人看得出来，实际上是要产生相反的结果。我也悲哀自己，无端告诉他们这样一个消息，既得不到讨论，又得不到启发，还要受他们的不信任。
一会儿叔叔到我房里来，后面还跟着父亲，我以为家里出了什么事。叔叔却忧心重重地对我说：“听说你又写大字报了。”父亲紧接着说：“现在两派斗争愈常激烈，你要当心，要吸收过去的教训。”我低下头一言不发，想着两位亲人又要拿话捆绑我。果然叔叔又提起当年的“大鸣大放”，提起“集邮”的事来，证明他过去劝告的正确。我不听话的可悲。父亲大概认为我已“无可救药”，态度有点冷漠，说是因为骨肉亲情才肯劝告。我实在忍不住，到底我怎么了，写一张大字报表明自己的看法，有什么大不了的。其实他们的好心，有时会办成坏事。他们老是把我当成一个罪人，一个似乎是屡教不改的人。
我憋了一肚子不满，索性躺在床上听收音机，因为是装上耳塞机，叔叔又惊叫起来：“当心让别人看见。”我哭笑不得。我解释了，他照样搬出“好心”的法宝。我知道，因为是“好心”，就要听从，就得什么都接受。难道他们当惯了奴才，又要把我拉进这阵营，做他们的接班人，使世上多几个奴才，以证明当奴才并不坏？或者是我有贪心怕死的一面，他们才会找上门来收我做徒弟？我一旦觉悟了，他们又摇头叹气，认为我冥顽不化，在心里预言我的失败。过去我又以许多失败使他们得到印证。这次又在预见我的“后果”，准备与我“划清界线”，说明他们并非“见死不救”。他们的“好心劝告”已越来越少，越来越没有信心。我知道，父辈们如此“关心”我的政治，还有一个原因是担心我出了事会连累他们，叫他们脸上不好看。要是我真的受到迫害，他们不敢挺身而出为我撑腰，还要埋怨我不该得罪当权者，帮着指责我的不是，以求减轻当权者的“愤怒”，逼我低头求饶。他们会认为自己人可以牺牲，当权者无论如何不可侵犯。以为对当权者最好的策略是讨好、退让。他们不知道，正是这种态度助长了当权者的压迫。
父辈们只知道永远循规蹈矩，逆来顺受，我却选择了叛逆的路。父辈们也许可以得到“幸福”，我可能要受苦。但如果大家都象父辈们，这世界只有死一般的沉寂。也许“划清界线”倒是件好事，我可以无牵无挂地去做我想做的一切。
我也想过，父辈们的话在当时的环境下有一定的道理。不能当有勇无谋的匹夫，这于已于人都无益处，白白的牺牲毫无价值。战术要讲究，老一辈的话也不能不听。他们从生活中总结出来的训话，即使是懦夫的忏悔，也该听取。但是路仍要摸索着走下去，不能畏缩不前，失败了自有后来者，如此反复，将走得更远，胜利也就在望，如接棒的结果，最终有人到达。只有大家都停滞不前才毫无希望。老朽的东西无论怎样足智多谋，最后总要消亡。新生的无论如何幼稚，惨遭挫折，终归要向上，要完善起来。生命的力量不是任何腐败的东西能压制。我还要走我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