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甘失败的人-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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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沉默不语真有意见了。看他严肃的样子，我顿时心里感到一阵不自在，竟冲着他说：“不能光看一个人是否到处找材料，就断定他是不是积极参加大辩论。根本问题没有讲清楚，凭一组数字，几个事例就肯定工农之间是没有差别的，这怎么行？就算一时被你说服了，以后再听到或看到工农之间确实存在差别，又该如何解释？愿望不能代替现实，应该尊重客观情况。不是我们说它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光想听好话怎么行？”“你是不是积极参加，你自己明白。”他显然不愿跟我交谈，说完就走了。
教室里同学们都在吵闹，这两天又停课搞“大辩论”，直到上课铃声响了，大家才回座位去。这一天要进入第二阶段的“大辩论”，是关于党的领导和国家政策方面的。
会议由团宣委主持，此人比我大几岁，瘦高的身材，在显得过于老成的脸上多了两撇小胡子。大概因为这样，他就以为有权教训人吧！每次开会总要批评这，指责那，重复那一套他认为是最伟大的斗争理论，难怪他总要在班上找几个对象来验证他学到的“真理”。同学们早就厌烦。我想，任何真理，若从那些骄横的人口中播出，就不会受到欢迎。总想批评人，绝不会成为教育家。连班主任也不喜欢他这种装腔作势的样子，不时打断他的话，补充解释一下，大概班主任在尽力做矫正的工作。团组委却跟他一唱一和，吹捧他是一位“觉悟高党性强的好干部”。而团宣委便称赞团组委是“天天学毛选，自觉改造世界观”。
我很奇怪，这种虚伪肉麻的话怎么能用来进行“大辩论”。当时我跟小东两人就在桌上互相写条子攻击团宣委。中途还借故出去一会，希望有人跟着，好在背后议论一通。我认为一个谋求进步的人，应该先讲讲自己过去怎样糊涂，现在又如何明白，如何找到真理，今后决心怎样追求真理。对落伍的人，不该扣帽子，而应视为自己的过去，是只“迷途的羔羊”，给予热情的帮助和指点。要用事实来证明真理，而不是通过压制来实现自己的唯一性。不要以为一定要通过斗争，才能改造一个人，生活总有一天会从中择出好的。
当我回到座位，团宣委已觉察到我的不满，两只眼睛死死盯着我，象两把锐利的刀直逼到我身上。我不由得歪了一下身子，若无其事地瞧着黑板上方那张熟悉的画像，觉得他老人家会明白我的意思。突然耳边响起我的名字，团宣委竟点名问我有什么意见可以站起来谈一谈。我先是回答他没有，后来又觉得不说不好，我一贯喜欢发言，再沉默，当真要被认为是在对运动不满了。我站起来，满不在乎地一口气提了三个问题：一、党天下不是真有其事吗？为什么这样说就被打成“右派”？而且动辄拿立场压人，使人家不敢说话。二、对非党人士信任不够，任用干部不看他能力大小，首先决定于他是不是党员。好象党员一定要做官，非党人士就当不了官，即使当了也不能任正职，学校的副校长就是个例子。三、报上对丁玲、艾青等“右派”作家的批判，为什么总要揭露他们的私生活？这不是超越政治范畴，在进行人身攻击吗？”
我一说完，教室里立即热闹起来。两三个人争着发言，都是冲着我的。说我的发言是“资产阶级谬论”、“恶意攻击”、“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替‘右派’分子喊冤叫屈”等等，简直在拿我批判。我一句也听不进去，几次站起来要反驳申辩，可团宣委硬是不让我说。团支书又说我提得好，这几个问题不光我有这种看法，其他人也有同样的想法，让大家辩论一下，分清是非，对提高认识有好处。我只得硬着头皮听下去。但是没有一个发言令我信服。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不要立场，我也没有讲党员不能当干部。而他们尽是举一些显而易见，又风马牛不相及的例子企图说服我。什么“站在不同立场6就看成9，9看成6”，什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难道这些道理我还不懂？
会后，我十分恼怒地对团支书说：“怎么，我一说大家就轰起来，早知道这样，我就不提了。”他还是扳着脸冷冷地回答：“每个人都要受教育，特别是一位团员，更应该在运动中经受锻炼和考验。”“难道把一个人说成是反动的，再加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让他尝尝当反面人物的滋味，这就是对他的‘教育’，也就是对他的‘考验’吗？”我不客气地反驳他。
下午继续开会，教室里的桌椅早已规规矩矩沿着墙壁围成一个长方形，这是每次开辩论会的场面。铃声还没有响，一些同学已在各自的位置上坐定，有几个正埋头写着，教室里的气氛有点沉闷。
我的心突突地跳，上午顶撞了团宣委。他说我是班上资产阶级思想的典型代表。他凭什么给我下这样的定义？还说我娇生惯养，骄傲自大，这不明显在泄私愤图报复？可同学都护着他，说我态度恶劣。我知道下午的会是针对我开的。他们就是想压服，想叫我服服贴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哪里是大辩论？团支部委员们正围坐在教室前面的草地上讨论着。我焦虑不安地等待他们来较量。
一会儿支委会散了，团组委进来宣布开会，他说：“下午继续辩论，任何人想阻止这场大辩论都注定要失败。毛主席教导，‘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团组委的话音刚落，一位同学拿着稿子雄赳赳地站起来说：“何海生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对党怀有刻骨的仇恨，利用‘鸣放’之机，大肆向党进攻……”这样的发言缺乏水平，太乏味了。哪里是为了分清是非，探讨真理。而是以他为绝对正确，把别人当“右派”来批判。凡是能用在“右派”身上的话，他都搬出来。我反而冷静下来，深知那些话对我多么不合适。但我吸取上午的教训，知道分辨是没有用的。我只是不明白，叫大家“鸣放”，就为了这样来作弄人吗？
会上发言的除几个事先做准备的“积极分子”，两个平时友好的同学也站起来凑热闹，连小东也讲几句难听的话，仿佛大家都在赶时髦。只有一位同学替我说句公道话：“我认为不能把海生和‘右派’分子等同看待。毛主席不是说过，允许人家犯错误，也允许改正错误吗？”
我开始后悔，为什么团宣委一点名，自己就站起来说了，要是上午不来学校就好了。我忽然明白，会上有时沉默无声，原来是没有靶子。同学早从社会上看到说逆话的下场，有的虽然也发言，都是些鸡毛蒜皮无伤大局的事。“放”得早“收”也早。一些家长再三告诫自己的子女：“不许你在学校胡说八道，参加什么‘大鸣大放大辩论’，那都是骗人的。”几个原先写过不少大字报的同学，后来也一反过去，成为批判别人的“积极分子”，以此将功赎罪。偏偏我太认真，不敢承认自己其实是太幼稚太傻了。难道我写的大字报还嫌少吗？要是这样的行动值得称赞，学校早把我当积极分子使用，而不是成为众矢之的。打在我身上，可以显出一些人的“觉悟”来，我成了一些人向上爬的阶梯。我感到心里乱得很，可泼出去的水是怎么也收不来。
1月23日召开全校的辩论会，名为辩论，却是公开批判几位同学的“反动言论”。说他们和“右派”分子“一鼻孔出气”，“同穿一条裤子”，“妄想蒋介石反攻大陆”等等。还把那几位同学祖宗三代、亲朋九族的污点都挖出来。我想，资产阶级看不惯无产阶级的东西，往往表现出蔑视、嘲笑，以显示自己的高贵。而无产阶级看不惯资产阶级的时候，就不在神色上使功夫，干脆就训斥和批判，在权力所及的地方，是压迫和打击，企图通过斗争把它改造成无产阶级所喜欢的。大概资产阶级注重“感情”，无产阶级则讲究“态度”。
我不由得浑身颤抖，仿佛自己也是个罪人。可我实在想不通，大家出于听话才写了大字报，校长不也说过，“同样一句话，‘右派’分子说的跟我们同学讲的有本质上的差别。”并一再强调不捉“右派”。有些同学在大字报上虽然用了一些不恰当的词句，什么“史无前例”，“残酷暴君”，“苛捐杂税”等等。无非为了使大字报出奇，有“份量”，能引起同学的注意，如究其内容往往十分贫乏。一位同学曾说：“我是为了吸引人才故意用上‘杀人魔王’这样的标题。”并非要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纯粹想“出风头”。对这样的错误，应该从学生容易“脱离实际”，犯“主观片面”，“个人主义”等方面去批评教育。硬搬用社会上对待阶级敌人的一套办法，套用“阶级报复”，“妄想复辟”等上纲上线来联系，将大大伤害同学的自尊心和积极性。一个人犯错误，只要不是出自他的本性，是由于一时糊涂，就应该抱治病救人的态度。对这次写大字报还应该说，“错误吗？我们也得负责一半。”革命导师列宁在教育身边的同事总用旁敲侧击的办法，有时反而鼓励你，把你当好同志看待，却使你的心受到比批评还难受的打击。然而，我们许多人不肯这样，他们老想教训人，否定别人的优点，这种人怎么会成为一个教育家？也许总想打击别人的人，最需求权力。而渴望权力，又意味着不满意别人。
校长最后做了总结：“大家不要误会今天是要捉‘右派’。刚才有些话可能说重了点，但不要从词句上去追究，应该从阶级感情方面去考虑。”这真是岂有此理。叫别人不要追究词句，他们却这样在做。当初如果不是校长使劲启发鼓动，同学会平白无故去写那些大字报吗？会想出那么多恶毒刻薄的话来吗？也许有人会说，这跟那些人的思想有关。那么学生不是在学校的教育下吗？如果错了，该由谁来负责呢？难道校长是故意唆使人干坏事，而后自己溜去叫警察，还说是出于“好心”的吗？学校的教育职能是将错误化有为无，还是无中生有，故意设计陷阱，網罗学生，再来达到所谓的“教育”？
我不认为自己写的大字报都是错的，没有根据的，有的还完全正确。但是我本人确实有不少缺点，缺乏生活经验，不懂得用阶级观点来分析问题，又容易轻信，过分好强。这些跟我个人的修养有关，也受到家庭教育的影响。如果能帮我改变这些不足，我将十分欢迎。我开始冷静下来，不再去计较那些无理的指责和缺乏实事求是的批评。与此同时我也看到几个真诚的人，听到不少有益的劝告。
一天班长约我个别谈心，他没有否定我美好但显得天真的动机，对我的热情首先给予肯定，又介绍几本书给我看，亲切地对我说：“关于旧社会人民遭受的苦，我们知道一点，都是从书上看到，或听长辈讲的，不是亲身经历，感受就不深，对党的感情比不上翻身农民那样深厚。同样一句‘拥护共产党’，从贫下中农嘴里说出来是真心话，毫不动摇的一句话。从我们口里喊出来，恐怕仅仅认为道理上应该如此。所以知识分子遇到风浪就容易动摇，容易产生怀疑。”我谈了自己心里的委屈。他又接着说：“一个人的立场不是自己说了算，要看他的言行，尤其在关键时刻，看他是站在哪一个阶级讲话。一个人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就必须到工农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