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甘失败的人-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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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上我默不作声，拉着板车，数着脚下连绵不断的步伐艰难地朝前迈去，感到从此要肩负着沉重的担子，看不到终点，看不到曙光，未来完全是个摸不清的变数。牧羊人用鞭子把羊群拢到一块，目的在便利他的管理。照理社会的发展应该是由低处走向高处，把贫穷变为富裕，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为了消灭所谓“差别”，而去责怪先进，实在是愚昧的做法。难道又要来一次“农村包围城市”，直至“消灭城市”。一个人看不到未来的光景，只能听天由命，在别人限定的小路上盲目地向前，象一群饥饿的动物，仅仅出于本领而必须到远处去觅食。
进了“插队落户”的村子，几个看热闹的孩子在板车后面紧紧地跟着，象在尾随一群要饭的乞丐，想看看他们的可怜相。到了住处，父亲又是一串鞭炮把那些呆在屋里的老太婆也惊动出来，远远地倚着门看新鲜，似乎这些城里人都成了天外来客。两位干部模样的赶过来热情地打招呼，说了几句客套话，表示欢迎这些新来的村民。一时倒也使人感到有一个新的“家”。
时候不早了，我们忙着卸车，搬家俱，搭床铺，重新筑起一个窝。我和美娟、孩子住一间，父母弟妹在另一处，成为两家子单独过日子，这是事前说定的。在农村不兴大户人家，分配东西常以户为单位，分户可以占点便宜。对我来说，在生活中同时经受三大变化：“下放”、“下乡”、“分家”。前两项是被迫的，后一项是形势造成的。一切都来得如此突然，由一个舒适、繁华、安定的场所，一下跌入艰难、黑暗、孤单的坑道里，我感到一种从没有过的焦虑和担忧。但多亏那时我身强力壮，而且深信这一切不单单是属于我个人的，知道它不可能长久。我还是毫不惊慌地接受它的挑战，准备在他乡的土地上，披荆斩棘，顽强地生存下去。
“落户”第二天，我就拿起锄头跟社员们下田去。村民们通情达理，知道这些“城里人”不习惯农活，队长分配任务时多少有点照顾。美娟怀有身孕，就跟老人孩子一组留在晒谷场上“看场”，打扫仓库，收藏粮食，干一些轻活。我在强劳力的一组，学习干各种农活，只要做得来，我都跃跃欲试。我想不会比教书更难的。那时正值秋收大忙季节，一天出三趟工，早上六点钟起床就下田去，干了两个多小时回来吃早饭。收拾好饭桌，马上又出发。中午那段时间歇得长一点，下午一趟要干到摸黑才收工。有时农活不凑巧，回来时已是满天星斗。一天大约劳动十个小时。忙忙碌碌，也就无暇去思索和怨恨，大概这正是决策者当年高明的设计。
十月下旬收割中稻，当地的老人叫我别去。这种单季稻杆子长，脱粒难，种在烂水田里，不怕台风暴雨。夏初插种、秧苗足有二尺来长，插下去就基本上不再去管理，既省肥又省劳力，可是产量低，只适合种在排水差的低洼沼泽地里。后来都进行改良，种上双季稻了。当时我抱着试一试的劲头，还是跟社员下了田。直到双脚陷进烂泥里，走一步比登山还难，才知道果然厉害。这烂水田是越踩越“烂”，脚陷得越深，泥土的粘性也越大。而且割完一把稻穗就得随手拖到岸上来，这运输的功夫比割稻更艰难，当地人称这种农活叫“拖水田”。我很快累得直不起腰来，好容易坚持到收工，回到住处饭也不想吃，一下扑倒在床上。不过除了肌肉骨骼的酸疼，晚上却很好入睡，这对改善我神经衷弱的疾苦，甚为有益。第二天醒来，体力很快得到恢复，照样还去“拖水田”。我这人有个倔脾气，从不半途而退，让人笑话，再苦再累的活也要坚持到底。可是我终究不是那种常年累月锻炼成的庄稼汉，后来得了类风湿性关节炎，很可能是干了这种农活引起的。
在农村，光是出工劳动也还挺得住，最恼人的是回到家里又歇不得。分到的稻草要一担一担从田里挑回来。稻谷要晒干，挑到碾厂去碾成米。花生果也要晒干，再送去榨油。冬季生产队分地瓜，更是忙得不可开交，一次几百斤地瓜要分几趟从地里挑回来，然后得削皮、洗净，再挑到碾厂去绞碎，这时光排队得等上好半天。绞完后再挑回来一遍又一遍地用水冲洗过滤，让它沉淀出地瓜粉。过几天还要从缸里挖出来放到大簸箕上去晒干。地瓜渣也要捏成一个个圆饼放到屋顶上去暴晒。有时是把地瓜刨成片状或条状晒成地瓜干保存起来。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天气，老天爷保佑，东西可顺利地收回来。遇上阴雨天或下一场雷阵雨，就害苦了大家。粮食淋湿了会发霉变质，挑到市场上价钱就大大地贱了。此外，还得预备好几个“七斗”，“五斗”大缸，储藏着差不多是一年的粮食。
我的住处是长长的一间厢房，一头搭床铺，一头建炉灶，中间靠墙放上一张桌子，两只板凳，也就把房里可利用的地方基本上占据了，只留着一条小小的通道。随着生产队分粮食，大缸小缸一个个挤进来，只好“叠罗汉”，向空间发展。到了晚上，简直是人和粮食同时收藏在一个处所。更何况住房后面连着房东的一间草房，里面堆积着供一年烧用的柴草。前头又接着一间猪舍，两头大肥猪整天哼哼直叫。旁边虽有一个小厅，一边是我堆放柴草和各种农俱、杂物。另一边是房东的鸡鸭鹅羊过夜的地方。可以说是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一平方的“经济效益”。可谓昏昏陋室，热闹无穷，我是乐在其中了。
住房虽挤，生活虽苦，习惯了也就无所谓。想想世上还有住地窖，睡破茅屋，有沿街乞讨的流浪汉，非洲还有灾民，有当奴隶的，我也就满不在乎了。祖先不是教导我们要“知足常乐”吗？可是到后来，有些社员却表现出很有点瞧不起我的意思，尤其是男社员，常在我背后说些风凉话。这倒不在于我不熟悉农村的干活。在他们看来，一个壮年男子不会在城里干些别的营生，而跑到乡下来跟农民争工分是没有出息的。他们以为在城里可以不出大力气，而赚到更多的钱，正欲去而不能呢！我却反其道而行之。何况我的户粮关系当时还放在学校里，可以完全不受生产队的约束，愿意干什么是很自由的。就是那些户粮关系早已迁到农村“插队落户”的成年男子，不少人仍留在城里做生意或开修理店，搞手工艺之类的。只把老人孩子丢在乡下，等待分口粮。因此他们就认定我是属于城里的“下等人”，“没本事”，“不乖巧”，才被淘汰到乡下来跟他们争工分吃。
有一次我跟几个男社员上山扛石头，抢修队里的水渠。他们看到我颠来倒去走不稳，不时得停下来喘口气。就有好心的过来劝我，还是回城里去贩点东西卖，省花力气，说某某人在城里一天能赚不少钱，既轻松又实在。有的则公开冷言冷语嘲讽起来：“这书呆子，不在城里赚钱，偏要到乡下来啃石头，怕是放心不下老婆吧！”我的脸上刷地红透了，这句话比二百多斤石头还沉。精神上的无端刺激最叫人难于忍受。
其实，我以为自己参加劳动是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如此才是一个知识分子将来的出路，至于“挣工分”完全是没有考虑到的事。当时一分工分不值三分钱，一天顶多得六个工分，能值多少钱呢？我始终是一付老实劲，或者说“书呆子”也行。对主席的教导奉为金科玉律，即使遭到摧残迫害，已是“脸上刺字的囚徒”，还是忠心耿耿，不敢越雷池一步。可当时又有谁能理解呢？有谁注意到这一点呢？
到乡下“插队落户”近四个月，我和美娟天天出工，所得工分的价值，扣除分得口粮的款项，当年春节前一结算还欠生产队三十多元，在当时也算是个不大不小的数目。好的是上面拨下一笔补助款，帮助下乡“插队落户”的居民还清债务。否则，就甭想再继续分到口粮了。此时我们身边原有的一点储蓄也在补贴日常费用中花光了。其它别无收入，只有到市场去出卖一部分口粮才能见到一点点的钱。经济上的危机，造成生活上的恐慌，开始袭击着我和美娟的心灵。
就在两手空空的情况下，1971年1月8日，美娟生下一个男孩。新的愉悦和希望使我们暂时忘却眼前的不安，争着给新生婴儿命名。我想起鲁迅先生在给白莾作“孩儿塔”序里有一段话：“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时值农历隆冬腊月，就取名冬萌吧！美娟同意了，这新生婴儿的生命力应该不同于一般，他要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顽强不屈地活下来，并预示一个好的开端。
可偏偏在这个时候我病倒了，正是祸患不因为你的担心而消除；福乐不因为你在企求就降临。由于生活条件极差，承受不了过重的体力劳动，或者还有别的原因，我得了严重的类风湿性关节炎。起初疼痛在腿部膝关节，我照常下地劳动，不把疾病放在心上。后波及到臀部和腰部，以至不能弯腰和端坐。然而家务劳动无法让我停下来休息。不久又漫延至肩膀和手臂，乃至全身所有大的关节，最后连十个手指头都肿起来，象十个梭子套在手掌上，已经连穿衣都不能自理，吃饭时筷子也拿不住。社员们见我骨瘦如柴，走路一步一顿，异常吃力，都好心劝我去医院治疗，说即使倾家荡产也要治病，没有人就没有一切。我这才着急起来，已经拖延了一个多月。一时打针吃药，中医西医，针炙拨罐，什么办法都试过，仍不见好转。眼看医院治不好了，我又听从别人劝告，转向“土医生”。只要听到哪里有“偏方”，就不惜一切去请教。正是病笃乱投医，病情反而越来越糟，我已经完全不能动，只能整天躺在床上，逐渐对治疗失去信心。更令人难受的是当美娟扶着我到外面晒太阳的时候，一些人见我不象个人样，便投来怜悯的目光，说些他们认为是同情的话。其实从他们的眼里我读懂了，都是认为我将从此一厥不振，烂倒下去，这才最令人受不了。这种替我担忧的眼神，只会加重我的病情。有时我宁愿呆在黑暗的屋子里，还可以在心里感到一丝光明。
美娟在绝望中竟听信乡下一些老太婆的话，认为是魔鬼作祟，也去求神拜佛，企求神明来消灾灭祸。我已是无能为力的人，只能任她们去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