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甘失败的人-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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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当当当，当当当”……急躁的钟声惊恐地响彻校园上空。同学们停下手中的功课赶到操场集合。看到的是那位善于演讲的洪老师被人连推带拖地架到台上去。几年前他在那里精神抖擞、幽默风趣地给大家讲《我的儿子》。那天却狼狈不堪地站在一边，在宣布他为“右派”之后，立即被捆绑起来，被永远带出校园。听说仅仅为了他在会上说过几句逆耳的话，竟遭到如此严厉打击。其实人们对一种不良的现象提出批评，不等于是对政党或制度怀有敌意。换成另一个国度，同样的劣迹，人们也同样要深恶痛绝。我开始感到周围是那么狭窄，“解放区的天”并不都是“明朗的天”。但毕竟这是社会上的事，是长辈们遇到的，跟自己的学习生活不相干吧！
然而，我的想法错了，紧接着在大多还是年幼无知的中学生当中也要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运动，实际上是“反右”斗争的延续。
1957年12月15日，学校召开“大鸣大放大辩论动员大会”。会上那极富挑衅性和鼓动性的言词，把每个人都震憾了。简直是采用一种“诱蛇出洞而后捕杀之”的阴险手段要来对付涉世未深的中学生，也可以说是一次名符其实的“教唆大会”。那天四周黑沉沉的，灰浓灰浓的天空弥漫着厚重的水气，仿佛伸手抓住一把就能捏出水份来。大约害怕老天爷发怒，只好把一千二百多位学生都拢到一间狭长的草房里。生管主任花了二十分钟时间才把秩序整顿完毕。几声“安静”之后，校长出场了，可惜没有高台，他那十分宽大光亮的额头和两边刻着阴沉皱纹显得有点突出的嘴巴，通通看不清了。只是从麦克风里听出他的声音异常激动，知道他在执行一个十分神圣的使命。
“当前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反‘右’斗争取得空前胜利。为了进一步开展全民性的自我教育运动，配合当前形势发展的需要，学校决定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运动……”校长才讲了几句，下面开始憋不住了，这黑压压的一片，散发出的热量，使草房里的水蒸气浓度迅速增加，以至缺乏足够的氧气。一时咳嗽声，拉衣襟拿课本煽风的沙沙声，互相低语的切切声，还有挪动椅子的碰击声，汇成一股奇特的噪音，把校长的动员令给搅了。生管主任不得不站起来吹哨子、喊“安静”。校长的话又渐渐清晰起来，“……这次我们到福州几间中学去参观，他们那里开展得很好，学校里到处贴满大字报，连教室走廓的柱子上都是。写的内容也很深刻，很大胆。我这里抄了几条念给大家听听：‘共产党实行一党专政’，‘肃反运动杀人如麻’，‘×；×；×；是秦始皇再世’，还有‘共产党万“税”’，税收的税……”
这下新鲜了，会场上顿时鸦雀无声。校长似乎很满意他这些材料产生的威力，继续说道：“大家不用怕，现在不是要再来一次捉‘右派’。同样一句话，我们同学说的跟右派分子讲的有本质的差别。大家不要有思想顾虑，要踊跃参加运动。我们决不允许‘只顾读书，不问政治’的现象存在，尤其是高三毕业班的同学，在个人鉴定上都要加上一条：是不是积极参加‘大鸣大放大辩论’的运动……”
校长的动员令一结束，团委书记立即站起来挥动着手臂喊道：“共青团员们！进步的青年们！行动起来吧！党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勇敢地站到运动的前列，毫不保留地把自己心里的话‘放’出来，来一个比先进比干劲的竞赛，具体的行动就是看哪一位同学写的大字报最多、最尖锐……”他这种激发别人去冲锋陷阵的演说，直囔到声嘶力竭为止。同学们都佩服他不愧是一位出色的宣传家、鼓动家，尤其善于每次校长做完报告，来一个最早的贯彻和响应，使校长的话变得更有份量。可是大家已被热气蒸得头昏脑胀，巴不得早点离开，一时都毫无反映。
第三天我走进学校，一眼看见传达室门前围着一圈人，那里贴着一张大字报“行动起来，跟官僚主义作斗争！”署名黄蜂，没有标明年段班级。我看了一眼就往里走，感到校园里象发生了不幸的事。同学们都无心学习，钟声也显得有气无力，预备钟早响过，走廊上仍是一堆堆人群在交头接耳，一些人急急忙忙从我身边走过，连打个招呼都没有。我顺着大家的方向看去，校长办公室前面站着一大群同学。原来大字报已经上场。
我快步进入教室，没料到事情发展得这么快。教室里那种埋头钻研习题，高声朗读课文的场面不见了。团支书和宣委正在墙上钉一张登记表：“比一比，谁写的大字报最多”。他们俩人已各写了一张。同桌的小东正在写一篇题为“学校不关心同学的健康”大字报，看到我竟说“这个题目是我想出来的，你可不能再写了。”我有点着急，一向充满优越感的我顿时产生出一种落伍了的感觉，好象在赛跑场上被人摔得远远的。要怎么写，自己还没有想过。
我决定先看看同学的大字报，就赶紧朝校长办公室跑去。那里大字报贴了整整一堵墙，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只留着中间的那个窗户。花花绿绿，每一张的标题都用彩色颜料画过，有的还加上花边，配上简单的画，十分引人注目。内容有提到“农村统购统销是变相剥削”，“×；×；干部作风不正”，以及关于党的其它政策及社会主义制度等问题。
当时我没能看出这是学校组织一些人特意出版的，是“诱蛇出洞”的第一步。我认为“作业”既然布置下来，就不能不做。我一向听老师的话，听党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嘛！我把校长看成是党的化身，象小时候相信上帝那样崇拜他。我又秉性忠诚老实，从不怀疑组织上叫我干的事。班主任已正式通知停课三天，让大家专心写大字报，开展“大鸣大放”。一些同学也手握钢笔在凝神思考，象完成作业那么认真。
我决心在这次运动中干出点成绩来，不辜负团委书记的期望。回到座位便开始苦思冥想，很快草就一篇。我反复从文章的主题，编章结构，语言修辞等方面一一修改，认为可以了，才放心地领回纸张。可是写了几行，觉得自己的毛笔字太糟，正在为难，一位同学走过来说：“我帮你抄吧！我想不出有什么好写的。真是，团宣委还说谁不写大字报，就是对运动有抵触。你就让我沾个边也好。”他一边替我抄写，一边仍在发噜嗦：“毕业班功课都忙不过来，还叫大家去写这些。”有他的帮忙，我的速度可就加快了。不久又想出了几篇。
那天下午放学的时候，我的几张大字报全贴出来了，其中有一篇还是用相声形式写的。已有不少人在观看我的大字报，我心里怪痒痒的，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文章得到公开发表，并获得如此多读者，竟忘乎所以，仿佛已成为学校中的新闻人物，容不得我退下来。当时我只想到会因此得到表扬，压根没考虑还要承担什么后果。正如写作文，只盼得高分，那会因写作而受罚的。我天真地认为，不正是校长叫大家要这样写吗？不写还不行呢！
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学生们的狂热成了脱疆的野马。谁也没有料到前头还有陷阱在等着。写大字报一时成为主课，成为一种大出风头的竞赛。大字报越写越长，越写越大胆。有的人开始“抛卫星”、“搞尖端”，象“推翻一党专政”，“×；×；×；拿软刀子杀人”，“不要沦为苏联的殖民地”，这样的大字报也出来了。看了直叫人心惊肉颤，毛骨悚然。
有一天有人对我说：“高三甲班许锦良贴了一张‘告同学书’的大字报，公然号召同学起来反对党的领导，揭穿‘反右’斗争的阴谋，实行知识分子专政。这不成了反革命吗？”当时我还平静而老练地对他解释：“社会上的反革命是偷偷摸摸的，他们散布反革命言论的目的在夺取我们的政权。同学们的‘鸣放’是公开的，是响应学校的号召，就象是在导演的排练下登台表演特务一样，即使说得反动透顶，你也不能认为他就是反革命。”他摇摇头，好象不便再说些什么就走开了。
那时有些人是想不通的，特别是那些平日只埋头读书很少参加活动的同学。学生中一贯红彤彤的党员，团干部一时也变得无能为力，而几个无所顾忌的大字报作者成了誉满全校的英雄。我虽不是十分突出的中心人物，从大字报的数量看，登记表上已是三个正字再一横。班主任曾轻轻地拍着我的肩膀对我说：“你写的大字报可不少呀！”我心里还以为班主任在表扬我呢！殊不知这也许是个好心的提醒或善意的警告。
记不清后来风向是怎样转的。大约过了一星期，大字报明显少下去，除个别人偶而还在传达室门前贴出一两张，大部分同学已不再关心大字报的事，那些在功课上忙不过来的，早已回到书本上去。我也不再写了，心里却在等待受表扬的一天。
班上团支部组委和宣委好象忙碌起来，他们的行动有点诡秘，经常在自习和课外活动时间离开教室，不知上哪儿去，有时一整天没回来。几个风靡一时的大字报作者被人偷偷议论着。有人开始用奇异的眼神看我，甚至想躲开我。但是我不以为然，我没有做错什么，我写大字报，纯粹是在执行学校布置的任务。除非听到校长公开表态，“当初动员学生鸣放是错误的。”我绝不怀疑学校还有别的用意，不相信会因为写大字报而受到惩罚，不相信学校也会坑人。
1958年元旦过后，全校转入“大辩论”。第一阶段辩论“工农之间是否存在差别”。我对此不感兴趣，认为问题很简单：目前国家经济条件差，农民的收入还赶不上工人的收入。但我们的制度将保证逐步缩小并最终消灭这种差别。我没有在辩论会上发言，心里却担心会被看成是“只顾读书，不问政治”的人。
我这种担心竟不自觉地表露出来。1月14日一个冷冽的早晨，呼呼的北风象一只冰冷的手一下从领口上直伸到脖子里，令人一路直打哆嗦。幸亏我上学是顺着风走，就把衣领竖起来，双手插在衣袋里，象鼓起一张船帆让寒风推着向前。偶而一阵旋风过来把我打得晕头转向，直到走进校门，才定下神来。迎面恰巧遇见团支书，他是我入团介绍人，我一向尊重他。不知是寒风把他的脸冻成硬绑绑的，还是他对我在“大辩论”中沉默不语真有意见了。看他严肃的样子，我顿时心里感到一阵不自在，竟冲着他说：“不能光看一个人是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