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甘失败的人-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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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给校长，再向上级汇报，成为“资产阶级家庭用物质引诱学生，公然对抗党的号召”的“典型”，还让街政府出面对我母亲进行“教育”。自己的天真幼稚，造成如此后果，我实在对不起母亲。可见我对“政治”从小就是个大傻瓜，赤裸得象个出生的婴儿。
如果说少年时代有值得我自豪的，那就是养成记日记的习惯。初一下学期，学校举办文学讲座，介绍当时很有名的苏联英雄奥列格的母亲写的《我的儿子》这本书。洪老师精采的演讲深深地打动了每个人。一时间奥列格成了我最崇拜的英雄。我不但下了决心：“一旦敌人胆敢侵犯我们，我一定要象奥列格那样勇敢去保卫祖国，不怕牺牲。”我还把那本书又细细读过一遍。看到奥列格十岁就开始记日记，可我已经十二岁了，就决定从这一点学起，当晚我写下一生中的第一篇日记。从此记日记断断续续伴我度过大半生，熬过一个又一个艰难的时光。如今每当我看到当初那几本已被蛀虫咬破的日记本，心里多少有点安慰，平添了几分生活的勇气和信心，觉得自己总算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
最初的日记内容简短单调，尽是些孩子气的琐事，看了不禁令人哑然失笑，却真实反映了我那时纯洁的心灵和少年时代的人生观，有几篇较有内容的，我抄录下来，权且作为少年时期的一部分回忆。时间是1953年至1955年间：
5月7日一个人要活得有意义，人生是短暂的，死是一生的结局，有光荣而死，有罪恶而亡。个人的享福莫过于皇帝，他的存在也不会超过百年。历史是几万倍的百年，这几万倍的时间将咒骂他这渺小的一生。一个英雄，一个谛造历史的英雄，象陈胜、吴广吧！他们的功绩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年，芳名却永远留传，没有人能“杀死”他们。我不知道自己祖先的名字，连曾祖父也不认识，却记得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事迹。为真理而死，历史将永远铭记。革命者可以毫无畏惧去死，庸人所以不敢，是因为迷恋这百年的生活——历史的几万分之一。
一个人活着，若不是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不是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那么，他活着将十分危险。除了真理，所有的东西，不光人民可以满足他，敌人也可以满足他。那么他将跟着谁呢？那就看谁给得多，谁就占有他。那么，这将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6月15日我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多才多艺的人，所有勤学的人都是聪明的人。古今中外的科学家、作家、艺术家无不是“读书破万卷”而造就成的。他们的天才表现在善于接受新事物，敏感，记忆力强，善于观察和分析事物，能从大家熟视无睹的生活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找出规律。还在于他们有坚忍不拔的意志，耐心细致的工作态度。而所有这一切又都是从苦练和实践中得来的，不是与生俱有。爱迪生说：“天才是一分灵感加九十九分的血汗。”就是这个道理。
知识才能又象是一把刀，开始使用锋利无比，要是任意砍伐，缺乏耐心保养，也会迟钝。聪明人还得善于思考和工作。年青人比老人有生气、有能力。但青年时代不好好学习，到老来并不因为资格老经验多就受人尊敬，要不断学习才能不失其光辉。
9月14日同学们说我“爱出风头”。我检查自己并没有这种意思。我虽是有许多缺点，好表现自己，希望得到夸奖，总想超越别人。这都怪自己修养不好，不善于掩盖自己的感情。其实每个人都想把事情办好，办得出色，得到别人的赞赏。如果这叫“出风头”，我想也是不错的，首先他必须有“出风头”的本钱，要不断创造“出风头”的条件。这一来，一个人的才干就得到提高，正如虚荣心是一个人的弱点，有时它又是成功的推动力。我们的国家正需要有才能的人，只有在专制社会里，“爱出风头”才会受到讽刺和打击，因为他们之间的利益是冲突的，彼此是仇视的。他们总是一部分人想统治、压迫、剥削另一部分人。我们却希望人人都能为社会主义事业大“出风头”。所以“爱出风头”不应该被看成是有害的。
1月3日一个人能否有成就，跟他的心力、情操，周围环境有很大关系，尤其是社会最为重要。勇士加理想还不能成为英雄，要靠宝剑，要靠战场，所谓“时世造英雄”。一个社会所推崇、允许和纵容其发展的东西，就容易有成就。反之，受到压制和反对，就很难得到发展，最终还会被埋没。能在受压迫的情况下努力抗争，才是真正的英雄。历史上有过许多这样的人物，他们的身世与他们后来的名声很不相称。在他们成名的时候，也许自身已看不见。伟人都是先知先觉，他们往往走在别人的前面，与人群是不相容的。待到人们感知他们的真理时，生命已不容他们存在。所以历来统治者得到眼前的利益，革命者则得到未来的芳名。而世上有雕成英雄的石头，有湮灭海底的珍珠。幸运的石头只有几块，倒霉的珍珠却是无数。
古往今来，文人多蹉跎，屈原投江自尽，司马迁惨遭腐刑，杜甫潦倒一生，白居易放逐千里，五柳先生则隐居山林。凡此种种，可见世上原来就不公平，只有那些无爱于人类的奸诈小人在飞黄腾达。
1955年7月我初中毕业。当时班上有个保送生名额，论成绩和各方面的条件，班主任极力推荐我。但因为我有个“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符号，最后被校方否决了。后来凭借招生考试，我还是顺利地再次走进了一中。
升上高中，意味着离大学不远，也知道自己已经长大，我开始有了理想和目标。此时，在学校里，我仍是顺风顺水，受到老师的赞赏和同学的羡慕。那年我光荣加入青年团，通过劳卫制二级考查，还担任班级体育委员，我的一篇小说在全校作文竞赛中，跟高二、高三老大哥同台比拼，竟获得二等奖。那一学年结束，我是屈指可数的几位“三等甲学生”之一。呈现在我面前的是阳光灿烂，美好远大的未来。尤其在我读高一、高二这两年时间里，有幸得到我的班主任孙鲲化老师的教诲，他同时又是我们的生物老师。他的智慧和教书育人的巧妙更是令我终身难忘。
还在我读初中时，就常听高年级的同学谈到孙鲲化善“抓题”，每年高考的生物题，十有八、九被他“猜”中。难怪一中每年报考医农科的学生十分踊跃。还说孙鲲化老师特“怪”，给学生评分，从不给一百分，最高只能得九十九分。理由是满分等于到顶，难道就没有不懂得？无形中让你对知识有一种永不满足的鞭策，不能不说是“老谋深算”。同样，他也从不给学生记零分。理由是学生上他的课，不可能一无所获。这真是“通情达理”，充满自信。也许基于这种“怪”，学生背地里总直呼他的大名“孙鲲化”，却又毫无戏虐的意思，而是更加尊敬和亲近。叫“孙老师”的有许多人，凡姓孙的教师皆然，唯独“孙鲲化”才是他的专利。
当我有幸直接聆听他的教诲时，才知道“孙鲲化”三个字确实名不虚传。上他的课特别轻松愉快，不会有一种令人厌倦的感觉。有时他一进教室会“东拉西扯”，捧个标本，指指点点，说长论短，偶而掺杂几句俏皮话，让你忍俊不禁；或指着挂图，“谈天说地”，问这问那，让你目不暇接。不知不觉下课铃响了。按当时凯洛夫教学五环节衡量，这根本不象“上课”。可是回家打开课本瞧瞧，会惊喜地发现，老师讲的全在书本上，印象特别深。难怪学生常说“生物课好学”，而不说“孙老师教学好”是有道理的。说一位老师“教学好”，可能指他在课堂上才气横溢，颇有教者风度，但未必学生都“学得好”。而能让学生觉得这门学科“好学”，就不光是要“教得好”，还必须善于将学科知识化为学生易懂又喜欢的东西，应该说是一种更高的艺术。
孙老师在检查学生掌握知识方面也有一套与众不同的道理。有一次，他竟考查我们“阿姆斯特丹乳牛有多高？多重？乳房直径多少？”我一看题目就傻眼，但很不服气，认为这是“怪题”，反问老师，为什么不考种牛是怎样培育成功？有哪些优点？我认为这才是重点。孙鲲化老师高高的额头闪着亮光，眯细着眼睛瞪着我似在深思，然后不紧不慢地对我说：“科学从来是重视数据的。凡教科书上有的，都是重点，是专家们经过反复讨论研究才编进去的，句句千钧呀！”
孙老师的教诲成了我一生的座右铭。从此我养成了认真读书的习惯，不光对文科教材，连数理化课本也一一细读，不敢妄抓“重点”。尤其数学，觉得数学家编课本，对数字可能毫不吝惜，使用文字却特别小气。所以别人是“做”数学，我更喜欢“读”数学。这算不算一条经验，我不敢肯定。但孙鲲化老师的启发，我永远记住了。这是一位良师不光善于教学，更会育人的所在。此外，孙鲲化老师有不少口头禅，如“各有千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当年常在学生中作为戏语留传，却不究其深意。直到离开学校以后，细加咀嚼，才觉得颇具生活哲理，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
在天真美好的年代里，我终于有一段难忘的回忆。这一段回忆曾经登载在母校出版的《校友报》上，得到许多认识孙鲲化老师的校友们的认同。
二、人生转折点
1957年秋，我升上高中三年级，离大学也只有一年的时间了。我有自己的打算，我数理化基础好，报考理工科是无疑的。我的理想是从事科研工作，当一名科学家。我尤其喜欢化学，它简直象魔术师手中的道具，变幻莫测，深深地吸引着我，要去探索，去追求。我已经读了不少化学专业方面的书，还在学校化学兴趣小组里成功地做过几次实验。我的化学老师陈淑元是一位特棒的教师。她终身未嫁，一心一意献给她钟爱的化学教学事业。她提问学生的方式也十分特别，总是按学生座位的顺序一个接着一个，今天问几位，下一堂课接下去再问几位，使你有了思想准备，会更积极去学习。不够，有时也会突然变个花样，从最后一位倒着数提问，或从中间某位开始，再顺着号或倒着号提问。课堂上既不紧张又十分有趣，同学们都能自觉地提前复习好功课。也许是因为她，我才最终选择化学专业。我们毕业的那一年，她就被调到大学去任教了。
大学是神圣的，是决定一个人终身事业的地方。我前半生的理想一直是离不开它的。那时更是踌躇满志地期待着走进去的一天，满有把握地准备着，努力着，朝自己的目标迈进。
然而，现实却跟我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把我推向一条艰难坎坷，充满痛苦和恐怖的人生之道，令我遍体鳞伤，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其转折点就起因于当年的一场政治运动。
“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提出曾经使当年文艺界出现过少有的繁荣。人们带着解放初那股获得自由和解放的心情，继续寄于极大的热情，畅所欲言，推陈出新，无所顾忌。但由于许多肺腑之言切中时弊，超出一些人的忍受程度，一场不可避免的反击开始了。《人民日报》相继发表评论文章。1957年7月1日《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正式拉开反右斗争的序幕。后来又被严重地扩大化。乌云密布的天空随即给人带来不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