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甘失败的人-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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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上最繁忙的时候，民工达三万多人。整个工地人山人海，口号声此起彼伏。领头问：“大家饿不饿？”众人就齐声答：“不饿。”“手疼不疼？”“不疼！”精神上的激励往往让人忘掉了疲劳。有节奏的“哼噢嗨哟”打夯声一阵高过一阵，令人精神昂扬激奋。遇到“高产日”就更加热闹，整个工地简直沸腾起来。天不亮就出工，直干到夜半收工，整整二十个小时，中间除了吃饭，没有休息的时候。挖土的人员只见空畚箕一个接一个出现在锄头下，累弯了腰也容不得停下来喘口气。推车的在路上排成几条长龙，穿梭往来，容不得有歇脚的地方，远远望去象一群群蚂蚁在奔波忙碌。劳动热情的相互感染和一片竞赛声的激励，把人们的一切私心杂念都给制服了，没有人在抱怨，仿佛只有向前才有活路。偷懒和窝工会成为最突出的景观。
亲身经历这种人声鼎沸，你追我赶的场面，看到人们忘我劳动，大干社会主义的热情。我觉得自己十分渺小，说是一个“小学生”一点不差。那种情景以前只有在电影里看到，还以为是为了拍电影的需要。不过我不知道其他民工会怎样想，对这种不尊重劳动规律，疲于奔命的做法，是乐意还是不得已。我自己可是多亏那时身强力壮才闯过来。
工地上的民工，绝大多数是勤劳朴素的农民，他们经常会教我怎样劳动，怎样防潮防湿保护体力，说没有体力就没有劳动资本。在我受委屈时，也替我说过好话，象疼爱一个孩子那样关心我。我常常替他们写信读报。每到晚上躺在工房休息的时候，我有时唱歌，有时吹口琴，民工都很欣赏，不时向我询问各种问题，尤其喜欢打听我本人的情况。他们常说：“一个读书人能这样跟大伙一块劳动还算不错！”春节前发补贴，大家一致评给我最高的劳动等级，享受最高7元钱的报酬。我从心里感到他们亲切可爱，曾经天真地想，要是水库完工之日，能在大坝上树一块巨大的石碑，刻上所有劳动者的名字，该有多好！他们应当跟水库工程一样伟大。
1959年2月水库放假让民工回家过春节。我就没有再回工地去，我准备继续投考大学，这才结束了四个月的劳动生涯。
想起来，这段经历后来对我的所谓“政治条件”并没有起过任何作用！对我本人却是一次有益的锻炼，我不后悔，在我一生中将永远怀念这段时光。因为我确实认真干过，那是一次无私的劳动，一次为社会为人民造福的劳动。能有这样一次机会跟劳动人民一起来建设我们的国家，我感到一种满足，感到自慰和自豪。我比那些过着平淡日子的人，多出一段经历，不管这经历对我是否有用，都是一次壮举。正如参与冒险游戏的人，别人是无法体会到他们快乐的心情和无比惊奇的享受。
七、“落取”、“落取”、还是“落取”
从水库工地回来，我就留在家里专心复习功课。自以为有这样一段“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劳动表现，政治条件可以合格了。工地指挥部也特地给我写了一封介绍信，证明我在那里劳动表现不错。这是一封我付出四个月的汗水换来的介绍信，我满以为是个很有份量的政治砝码，几乎寄托着全部的希望。何况1959年又一场“插红旗、拔白旗”，“反右倾，鼓干劲”的运动，让那些敢于说大话、假话、空话的好汉，有了用武之地。政治已深入到生活中的每个角落。学校里政治更显得是主课，政治条件不够格，学生高考成绩再好，也甭想被录取。可是我又一次过于天真地估计了自己的“政治条件”，当然这绝不是我的错。
七月份我第三次参加高考，我觉得比去年更有把握，答题更成熟，成绩肯定还要好。我又满怀希望等待着。就在这个时候，叔叔告诉我，派出所正在调查我与国外通信搞集邮的事，而且说得格外严重。我一下惊呆了。
当我还在读小学的时候就开始集邮，那时纯粹是为了好奇、好玩，没有目标。后来叔叔考上大学后，把他的邮集送给我，我才开始真正的集邮。到读中学以后，我又不断跟同学交换，跟外地邮友通信联络，包括报刊杂志上刊登的一些外国邮友。我的邮票有了可观的数量。“落取”后太无聊，我更是如醉如痴一门心思放在搜集邮票中，以此消磨时光，排除烦恼。在最盛时期几乎每天都有邮件，有时一天可达七、八封。但是除了彼此交换邮票，并没有任何越轨行为。早些时候我也发现邮件常常被拆开重封，特别是国外来的，更有这种痕迹。有人也问过我为何有这么多信件，因为在这个小县城里，象这样的事并不多。别人喜欢好奇，我也就不介意，自以为集邮是正当的娱乐，国家有集邮公司，出版《集邮》杂志。我没有违法乱纪，怕什么？想不到，麻烦的事果真来了，我不明白公安局为何要调查？叔叔听说是因为我寄报纸给香港邮友。
我记起来，那是1958年9月，也是我最热心集邮的时候。我从杂志的“集邮者信箱”中找到一位香港邮友的地址，按他的要求寄了些火花跟他交换邮票。来信中对方自称是一位离开家乡多年的华侨，想看看祖国的报纸，希望我寄一些给他，他可以用邮票答谢。这事本来我并不乐意，我没有订报纸，也没有多余的钱去买报纸、寄报纸。但想到一位远离家乡的华侨，渴望看到祖国的报纸，了解家乡的变化，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再说报纸本来就是宣传用的，要给人看的，做点好事是应该的。政府对华侨又是那么关心爱护。寄整张报纸不方便，我特地从旧报纸中挑选有关华侨投资祖国建设和侨乡新面貌等内容，剪了三小张夹在信封里寄去。过了不久，我也从《集邮》杂志上看到一则消息，说是在香港的国民党特务，借交换邮票搜集国内的报纸，请集邮者提高警惕。想到自己遇到的事，不明白对方要报纸干什么，我写信给“集邮”杂志询问有关情况，同时也断绝了跟对方的联系。这就是全部的经过。当然，如果对方真是特务，我又如何洗得清？
也许自从“整团”以来，我的心就非常脆弱，经叔叔这么一说，难免有些恐慌。有的说是“做贼心虚”，可是我不做贼也一样心虚，甚至有点恐怖，似乎随时有被捕的可能。到街上去觉得背后有人在跟踪盯哨，在家里又害怕有不速之客来临，终日惴惴不安。事实上，即使是一件微不足道的，甚至是无中生有的事，只要是怀疑和不信任，都可能引起十分的恐惧，尤其是对一个挨过整的青年，更是如此。我决定主动找公安派出所里的人解释这件事。可是心里慌慌的，老是担心他们不相信我的话，会认为我是一个被开除团籍又大学“落取”的人，对现实一定不满，有走上犯罪的可能。结果语无伦次，更加引起他们的猜疑。所长要我写一份详细的书面材料。我懊丧万分，知道考大学又泡汤了。
恢心之至，我决心到边疆去，听说那里正需要人。还没有等到大学发榜，我就写信给新疆和青海省委办公厅，要求去他们那里参加开发边疆的建设。我想到一个新的地方去重新做人，只要不再对我提起“过去”，我会干得很出色，只要信任我，什么苦我都能吃。可是后来那边回信说：“必须是有组织有计划地由当地政府安排去那里。”我只得失望地呆在家里，又过着那种空虚无聊的生活，同时还蒙上一层浓浓的恐怖阴影。
老同学不忘旧情，放了暑假就来家里找我，安慰我，也给我带来大学里的生活、他乡的风光。那赞美声、那幸福后的回味，令人神往、忌妒。我常常听着、想着，极力装得无所谓。有时也远远躲开，我知道已和他们不是一路人，只能在自己的生活中去寻找该做的事。
我决定找街道党支书谈心，告诉他我已经无法忍受这种快让人窒息的生活。支书倒很热情，打消我不少思想顾虑，教我如何适应社会的要求，说政治只是一种手段，从来不讲仁慈，不讲信用，只有欺诈和相互利用。有些事不一定要向上讲，有时反而纠缠不清。他这种坦率令我惊讶！也大长了见识。尽管我觉得不象是纯洁的东西，现实的确如此，要善于见风转舵，观颜察色，顺应潮流，不管这潮流是否正确。支书甚至举了不少实例。我象是恍然大悟，却也越发糊涂，在心里对支书由原来的敬畏、崇拜，转为对他的蔑视和虚伪。
支书倒是很乐意交给我一些工作，看样子还信任，我又继续在街委会干起来了，后来街政府里有许多工作都落到我身上。我曾经独当一面带领居民去抗洪抢险，到乡下征购粮食，也曾独自召开群众大会，布置中心任务。支书对我的工作十分满意，连公社党委书记也很赏识我的工作表现，下到街道来就亲切地叫我“小何”。
十二月惠女水库渠道工程开工。公社决定调我去工地指挥部当干部，任中队材料员，负责劳动工具的领取，分配和保管。接到通知第二天我就去报道。中队部由五人组成：指导员，正副中队长，施工员和我。指导员是位土改干部，有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曾任农村大队的党支书，听说在“反右倾”运动中受到“点名批判”。为此他十分想不通，经常在闲谈中说：“一个大队一年缴多少公粮，征购多少粮食，分给社员多少口粮，都是有案可查的，合起来一年多少产量是明摆着。可是敢说假话，吹牛皮的受到表扬，实事求是汇报产量倒变成‘右倾’。”看他始终老实的样子，我们都很同情他。也许诚实的人生长在虚假的年代，诚实的人就注定要倒霉。他经常协助我工作，因为刚开工，大家急着要工具，常常为此吵起来。我一个人忙得不可开交，每顿饭都得留着，等到大家全上工地去，才能吃得安稳。
后来据说是指挥部发现我这个难得的“人才”，又把我调去指挥部当“宣教”，负责对民工的宣传教育。其实只是个官名儿，并没有多少具体工作可做，还是我自己出主意编了一些顺口溜、诗歌、民谣之类印发到各中队去，做些宣传鼓动工作。更多时候是代表指挥部下到各中队了解情况。中队里那些干部都比我年龄大，有的当了多年的农村干部，可还是诚惶诚恐地称我“老何”，把我当成“钦差大臣”，敬重地向民工介绍我是“指挥部派来的”，我感到很不自在，自己没有丰富的阅历，也没有什么能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