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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5部分

鹿鼎记-第305部分

小说: 鹿鼎记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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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抬起了头,回忆往事,道:“那时候有个回子,常来找我,他相貌很
  俊,我心里常说,我家小宝的鼻子得好,有点儿像他。”韦小宝道:
  “汉满蒙回都有,有没有西藏人?”
  韦春芳大是得意,道:“怎么没有?那个西藏喇嘛,上床前一定要念
  经,一面念经,眼珠子就骨溜溜的瞧着我。你一双眼睛贼忒嘻嘻的,
  真像那个喇嘛!”
  (鹿鼎记全书完)
  后  记
  《鹿鼎记》于一九六九年十月廿四日开始在《明报》连载,到一九七二年九月廿三日刊完。一共连载了两年另十一个月。我撰写连载的习惯向来是每天写一续,次日刊出,所以这部小说也是连续写了两年另十一个月。如果没有特殊意外(生命中永远有特殊的意外),这是我最后的一部武侠小说。然而《鹿鼎记》已经不太像武侠小说,毋宁说是历史小说。这部小说在报上刊载时,不断有读者写信来问:“《鹿鼎记》是不是别人代写的?”因为他们发觉,这与我过去的作品有很大不同。其实这当然完全是我自己写的。很感谢读者们对我的宠爱和纵容,当他们不喜欢我某一部作品或某一个段落时,就断定:“这是别人代写的。”将好评保留给我自己,将不满推给某一位心目中的“代笔人”。
  《鹿鼎记》和我以前的武侠小说完全不同,那是故意的。一个作者不应当总是重复自己的风格与形式,要尽可能的尝试一些新的创造。有些读者不满《鹿鼎记》,为了主角韦小宝的品德,与一般的价值观念太过违反。武侠小说的读者习惯于将自己代入书中的英雄,然而韦小宝是不能代入的。在这方面,剥夺了某些读者的若干乐趣,我感到抱歉。
  但小说的主角不一定是“好人”。小说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创造人物;好人、坏人、有缺点的好人、有优点的坏人等等,都可以写。在康熙时代的中国,有韦小宝那样的人物并不是不可能的事。作者写一个人物,用意并不一定是肯定这样的典型。哈姆莱特优柔寡断,罗亭能说不能行,《红字》中的牧师与人通奸,安娜卡列尼娜背叛丈夫,作者只是描写有那样的人物,并不是鼓励读者模仿他们的行为。《水浒》的读者最好不要像李逵那样,赌输了就抢钱,也不要像宋江那样,将不断勒索的情妇一刀杀了。林黛玉显然不是现代妇女读者模仿的对象。韦小宝与之发生性关系的女性,并没有贾宝玉那么多,至少,韦小宝不像贾宝玉那样搞同性恋,既有秦钟,又有蒋玉函。鲁迅写阿Q,并不是鼓吹精神胜利。小说中的人物如果十分完美,未免是不真实的。小说反映社会,现实社会中并没有绝对完美的人。小说并不是道德教科书。不过读我小说的人有很多是少年少女,那么应当向这些天真的小朋友们提醒一句:韦小宝重视义气,那是好的品德,至于其余的各种行为,千万不要照学。我写的武侠小说长篇共十二部,短篇三部。曾用书名首字的十四个字作了一副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最后一个不重要的短篇《越女剑》没有包括在内。最早的《书剑恩仇录》开始写于一九五五年,最后的《越女剑》作于一九七○年一月。十五部长短小说写了十五年。修订的工作开始于一九七○年三号,到一九八○年年中结束,一些是十年。当然,这中间还做了其他许多事,主要是办《明报》和写《明报》的社评。
  遇到初会的读者时,最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是:“你最喜欢自己哪一部小说?”这个问题很难答复,所以常常不答。单就“自己喜欢”而论,我比较喜欢感情较强烈的几部:《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飞狐外传》、《笑傲江湖》。又常有人问:“你以为自己哪一部小说最好?”这是问技巧与价值。我相信自己在写作过程中有所进步:长篇比中篇短篇好些,后期的比前期的好些。不过许多读者并不同意。我很喜欢他们的不同意。
  附 录
  康熙朝的机密奏折
  《鹿鼎记》的故事中说到,康熙在韦小宝的部属中派有密探,所以知道了韦小宝的许多秘密行动。小说的故事有点夸张。清初政治相当清明,取消了明朝东厂、西厂、内厂、锦衣卫等特务制度,皇帝并没有私人特务。一直到清亡,始终没有特务系统。雍正的“血滴子”只是小说家言,并非事实。但康熙对于臣子的动静,地方上的民情,还是十分关心的,这是统治者所必须知道的情报。从康熙朝开始,清廷建立了“密折奏事”的制度。原来的制度是朝廷有一个“通政使”机关,凡是京官奏本,地方官的本章、题本,都先交到通政司,经审阅后再行转呈。康熙觉得这方式会导致壅塞,泄露机密,所以命令特别亲信的臣子专折奏闻。专折不经通政司,直接呈给皇帝,密折的封面上并不写明奏事者的姓名,只写“南书房谨封”字样。奏事者亲自送到御书房,面交太监,等皇帝批复之后,又亲自到御书房领回。
  后来这奏折制度的范围扩大。并不限亲信臣子才可密奏,一般地方督府、京中大员都可用折子向皇帝直接奏事。到了雍正朝,更规定科道等官(中级官员)每天一人以密折轮流奏事,事无大小,都可照实奏告,即使没有什么事可说,也须说明为什么没有事可说。这种方式扩大了皇帝的权力,同时使得各级官员不敢欺骗隐瞒。
  从康熙朝的奏折中看来,奏折的内容主要是各地粮价、雨水、收成、民间舆论、官员的清贪。可见康熙最关心的是百姓的经济生活,以及治民的官员是否贪污。当然,各地的造反叛乱,他也是十分注意的。
  康熙在奏折上用朱笔批示,大多数是写“知道了”三字,有时也有详细指示。从批示之中,可以见到康熙英明而谨慎,同时对待臣下和百姓都很宽仁。
  王鸿绪的奏折
  王鸿绪比康熙大九岁,江苏华亭人,康熙十二年进士,做过翰林院编修、工部尚书、户部尚书等大官,是康熙十分亲信的臣子。他呈给康熙的奏折上,只写“密奏。臣王鸿绪谨奏”字样,不写官衔,所有公式套语完全不用。他在京城做官,所密奏的大都是北京官员的情况。
  康熙派遣亲信探听消息,起初所派的都是大臣,人数极为有限,并一再叮嘱不可让人知道。他在给王鸿绪的亲笔上谕中说:“京中地可闻之事,卿密书奏折,与请安封内奏闻,不可令人知道。倘有泻(泄)漏,甚有关系,小心,小心。”“前岁南巡,有许多不肖之人骗苏州女子。朕到家里方知。今年又恐有如此行者。尔细细打听,凡有这等事,亲手蜜蜜(密密)写来奏闻。此事再不可令人知道。有人知道,尔即不便矣。”(苏州女子以美丽出名,大概有人乘着康熙南巡的机会,想选美进献,或假借名义,欺骗苏州女子的家属。)“已(以)后若有事,奏帖照南巡报例。在宫中耳目众,不免人知,不必奏。”“有所闻见,照先密折奏闻。”
  王鸿绪受到皇帝委托,保证绝对不敢泄漏。他在密折中说:“臣一介竖儒,历蒙圣恩简擢,毫无尺寸报效,愧悚无地。兹于十三日卯刻入直内廷,恭接御批并封内密谕,其时蔡查二臣未曾到。臣虔开默诵,不胜感激惶悚之至。伏念臣至愚昧,何足此数,乃仰荷天恩,破格密加委任,惟有竭尽犬马,力矢忠诚,以仰报圣恩于万一。至蒙恩谕谆诲,虑臣稍露风声,关系甚大,臣益感而欲泣,永永时刻凛遵,三缄其口,虽亲如父子兄弟,亦决不相告,自当慎之又慎,以仰副天心委任之至意也。自后京中可闻之事,臣随时于恭请圣安帖内缮写小折,密达御览。缘系特奉密旨事宜,理合奏复。谨奉。”(康熙批:是。)王鸿绪所密奏的,大都是关于钱粮、马政、铸钱、盐政等等财政经济事务。他对财经事务特别感兴趣,所以后来长期做工部尚书和户部尚书。本来这些财经事务可以由正式奏本奏告皇帝,但密折中所奏的大都是弊端,侵犯到既得者的利益,似乎密奏较为妥善。
  除财经弊端外,王鸿绪的密奏性质十分广泛。有几个密折与“陈汝弼案”有关。这案子起因于陈汝弼纳贿三千两银子,后来发展为大案,由“议政大臣、九卿詹事科道等赴刑部衙门会审”。王鸿绪参与会审,将审案经过详细密奏康熙,其中说到满官汉官之间的争辩:“……定陈汝弼‘情真立斩’,满大人皆已依允。李振裕与臣说:定罪未有口供,大人们应斟酌,且陈汝弼昨日所首字纸及书札是什么东西。臣又云:不是隐藏得的。满大人因令司官取来,念与众大人听……满大人说,没有关系,不必入在口供内。汉大人说:‘假装身死’四字该去,昨日原是昏晕去了。因删四字。屠粹忠说:藏匿案卷及犯赃,得无‘立斩’之条。议政大人说:改了罢。舒辂因改‘立绞’。科道说:仍照三法司监候绞罢。满班大人未有应者。又陈汝弼令家人递亲笔口供,满大人不收。李录予说:以前三法司不曾取陈汝弼亲笔口供,今日伊家人来递,又不收,如何使得呢?……今本内所定口供,寥寥数语,乃舒辂所做也……从来问官改供及捏供,拟罪处分,条例甚重……满大人皆怕惹怨,有话不肯发出。议政大臣亦唯听舒辂作主裁定而已……”康熙批语:“此奏帖甚好,深得大臣体,朕已明白了。”奏帖的主要内容,是说“满大人”有冤枉犯人的情况。“汉大人”则力为开脱。这案子后来如何结案不明,相信康熙会有较宽大的裁定。值得注意的是,满洲官员传统上虽较有权势,但康熙并未偏袒满官。同时又可看到,当时处人死刑十分郑重,不能由有权势的大臣一言而决。
  王鸿绪的密奏中偶然也有若干无关紧要的小事,今日读来,颇有兴味:有一个奏折是长篇奏告马政的,最后一段却说:“……李秀、殷德布二人,不知何人传信与他,说皇上在外说他是大光棍,李秀、殷德布甚是惊慌等语。此后臣所陈密折,伏乞皇上仍于密封套上,御批一‘封’字,以防人偷看泄漏之弊……”(康熙批:知道了。)
  有一个长篇密折奏告主考官、副主考是否有弊,最后一段说:“又宋荦幼子宋筠系举人,于十一月廿一日到京会试,向人言:其父向年有晕病,隔久方一发,惟今年武场中晕一次,及到扬州,复发一次,比以前紧些,然幸而晕醒,仍可办事,今奏新恩,将来交印之后即可来京等语……”(康熙批:知道了。)宋荦本为江宁巡抚,新升吏部尚书,办事能干,康熙关心他的健康。有一个密折奏告一个官员有罪充军,解差向他讨赏,每人要银子十两,那官员不给,反加辱骂。一天晚上,那官员忽被人绑缚,所有银两尽被取去。这是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王鸿绪一样的密折奏闻。
  李煦的奏折
  李煦是康熙的亲信,任苏州织造达三十年之久。李煦的妹夫曹寅任江宁织造二十余年,曹寅就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李煦、曹寅,以及杭州织造孙文成三人,都不断向康熙呈递密折,奏报江南地方上的情形。其中极大部分是关于雨水、收成、米价、疫病、民情、官吏的名声等等。当时没有报纸,康熙主要从这些奏折中得知各地实情。
  康熙三十二年夏,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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