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盛世-第4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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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说是他的立场不够坚定吧，或者说，换了任何人，一旦发现能够有一个更快的捷径，无论这捷径通往何处。都很难把握住自己！
崇祯皇帝朱由检通往现代的捷径，可以让他快速的取得科技，可以快速的取得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这就非常的难让人再沉下心来去搞什么改革，去搞什么体制，那些事情，有多繁琐，崇祯皇帝朱由检看着他从现代整理的比人还高的法律条文就很清楚，曾经，他都想过要放弃改制了！一旦让大明整体性的度过粮荒。整体性的利用大毁灭性的杀伤力武器使得军事有一边倒的优势，其实用什么体制。对他来说，都无所谓！
这就是人的惰性，即便是意志力坚强如崇祯皇帝朱由检，也是有着惰性的，惰性是人性的基础特性之一！
秦良玉，曹文诏，孙传庭几人都很谈得来，想法相似，都有一颗忠于朝廷，忠于皇室的心，这让他们走的很近。
商鞅变法、王莽改制、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并称中国古代四大变法。这四大变法之中只有商鞅变法没有“人死政废”。为什么只有商鞅变法这样，而其他的变法都最终失败了呢？
正统教育中，商鞅变法成功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顺应理历史潮流的发展趋势。
二、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有效的办法。
三、敢于同旧势力斗争。
四、取信于民，得到百姓信任
五、国君的支持。
但仔细想想又不对。以上特点不只是商鞅变法才具备的，其他的变法也完全具备。以上的答案过于流于表面。
商鞅变法之所以成功的原因在于以下几点：
一、秦国旧有勋贵势力最弱。在“战国七雄”中，秦的立国时间最晚。秦正式立国以前，秦的领地被称为“西戎之地”，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秦立国以后秦国也一直是“夷狄杂居”的状态。在商鞅变法以前秦是最贫弱的国家。因此，在秦国，旧有的勋贵势力是最弱的，变法的阻力最小。
二、君王支持力度大。商鞅变法时得到了国君的全力支持，甚至可以说到了“言听计从”的程度。就连太子的面子都不给。
三、变法施行时间。商鞅自公元前356年开始变法，至公元前338年商鞅被秦惠王“车裂”于彤，灭商君之族，商鞅变法一共已经实施了十八年。
十八年啊，就是现生个孩子也已经成年了，在古代更可能已经作父亲了。这么长的时间已经足够在新法中受益的新兴利益阶层走上朝堂并站稳脚跟，至少也能获得与旧有利益阶层对抗的实力以保证新法不被废除。而且随着新法的继续实施新兴的利益阶层会越来越强大，旧有利益阶层则会日益衰弱，最终被新兴利益阶层取代。
当然，以上三点只是辅助原因。崇祯皇帝朱由检以为，以下两点才是商鞅变法成功的最根本原因。
四、政府公信力的确立。
对一个政府来说，最可怕的是什么？不是“政治危机”，不是“经济危机”，更加不是“军事危机”。能够从根本上毁灭一个政府的是“信任危机”。商鞅“城门立木”的故事基本上大家都耳熟能详。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商鞅确立了自己所代表的变法派政府的公信力，使“商君变法，说一不二”的观点深入人心。而之后的“太子犯错，刑太子之师”更是震慑了所有官吏使之不敢不严格执行新法，才使得变法得以顺利实施。
而其他三个呢？
“张居正改革”首先就是变法者本人死的过快，且没有得到皇室的有力支持。
“王莽改制”几乎成了“朝令夕改”的代名词。
至于“王安石变法”就更不用说了，连王安石自己都在为了打击政敌而“变相执行”。
要知道，中国自古以来最有名的政治现象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如果变法者自身都不能做到毫无偏差的严格执行，那么当变法的政令最终执行到百姓身上的时候，只怕是这份政令已经被“对策”的面目全非了。
而更加严重的是，如果变法者和变法者自己所代表的变法派政府没有能够在广大民众中确立起自己政府的政府公信力的话，那么普通百姓是没有能力分辨这些法令到底是变法者的意思还是官员的“对策”。民众只会把这些被“对策”以后的法令当作是变法派的法令。
这种情况最终将导致变法者成为众矢之的。
五、旧有利益阶层的分化和新兴利益阶层的确立。
崇祯皇帝朱由检认为，这才是“商鞅变法”没有“人死政废”的最最重要的根本原因。
如果仔细分析商鞅的变法内容，就会发现两个非常有意思的政令。
1、励军功，实行二十等爵制
2、除世卿世禄制，鼓励宗室贵族建立军功
商鞅变法对旧有的勋贵势力的利益剥夺最大的就是“废世卿世禄制，实行二十等军功爵制”。
什么是“世卿世禄制”？
世卿世禄制是指按血缘关系的远近任命世袭的贵族担任各种官职，并且世代相传。
卿是古代高级官吏的称呼。世卿就是天子或诸侯国君之下的贵族，世世代代、父死子继，连任卿这样的高官。禄是官吏所得的享受财物。世禄就是官吏们世世代代、父死子继，享有所封的土地及其赋税收入。
也就是说，“世卿世禄制”类似我国建国后曾经施行的“固定工资”式的“铁饭碗”制度。
如果不是处于末世，乱世，其实在资本主义社会早就有了萌芽的明末时期搞改制，真的是事半功倍的！崇祯皇帝朱由检的信心，在重新提振当中！（未完待续。。）
第0787章 取鉴商鞅
其实什么道理，崇祯皇帝朱由检大概都知道，换做任何人，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看见的东西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就跟开一个公司，就跟管理一个小家，其实没有多大的分别，就是开源节流！
所谓开源节流，比喻在财政经济上增加收入，节省开支。出自《荀子。富国》，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馀，而上不忧不足。
中国古代的一种理财思想。开源是指促进生产、增加社会财富；节流是指轻赋薄敛、撙节支出。即主张理财之道在于积极发展生产，培植财源，同时注意减轻百姓负担和节省政府开支，达到民富国也富的目的。
这一思想最早由春秋时期思想家孔丘提出。他认为治国之道在于安民，民贫则怨，民富则安。统治者不应当滥用民力，而应当保证农时以发展生产，增加民间财富，通过民富达到国富。《论语颜渊》中关于“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的论点集中反映了孔丘重视培养财源的理财思想。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墨翟也很重视发展生产和节省支出，他认为农作物的丰歉，决定着社会财富的多少和人民生活的苦乐。同时他竭力反对奢侈浪费，主张节用。
在《墨子七患》中关于“其生财密；其用之节”的观点；集中反映了墨子的节用裕民思想。后来荀况兼取了孔丘和墨翟的思想，提出开源节流的理财思想。荀况所说的开源节流的流，不仅指节用；而且包括轻赋薄敛政策。他说：“故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垣窌仓廪者。财之末也；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者。货之源也；等赋府库者，货之流也。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荀子富国》）。
就是说理财治国之道，在于从鼓励生产这一根本入手，要轻赋薄敛使百姓按时耕种以广开财源，同时努力节省政府支出。才能充实国库并留有后备以防意外。开源节流思想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理财思想有深远的影响，以后代开明理财家所推崇。
崇祯皇帝朱由检非常清楚现在的大明，都有哪几个非常重大的开销，在外来经济不断冲击大明的情况下，南方的富庶省份的农业作物，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的作物，不断的被经济型作物所取代，而大明的饥荒又是全国性的！这样一来，就更加凸显了辽东和中原地区乱局的经济压力！
而大明王朝在建立之初，太祖皇帝朱元璋的大分封。在这样的乱世就更加凸显了其弊端！
而“废世卿世禄制，实行二十等军功爵制”则类似我国改革开放时施行的用“记件提成工资”式的“薪酬”制代替“铁饭碗”。
我国在废除“铁饭碗”的时候。反对声曾经有多么强烈。印象最深的是那个时候人们一谈论起来话题都是这个，语气清一色的都是担忧。但是最终怎样？“铁饭碗”废除了，“薪酬”制全面施行，而人们的讨论声则销声匿迹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很简单，“铁饭碗”虽然意味着“不会饿死”，但也意味着无法拿到更多。也就是说，有本事的人和没本事的人吃一样多的饭。而“薪酬”制则意味着有本事的人能吃到更多的饭。这自然会得到有本事的人的支持。
也正是基于同样的道理，“废世卿世禄制，实行二十等军功爵制”才能得以实施。
所谓“龙生九子各有不同”，勋贵子弟也一样，也分三六九等。
实施“军功爵制”以后，勋贵子弟中有本事的精英人士可以很容易的就拿到比原来的旧有制度下更多的利益，也就是说这些人将成为变法的最大受益者，这些人势必会成为变法的强力支持者；而勋贵子弟中本事一般的平常人士也能拿到与原来差不多的利益，由于变不变法都没有太大区别这些人只会成为“墙头草”；至于那些勋贵子弟中没有什么本事的庸碌人士，他们是会反对新法，但他们又能掀起多大的浪呢？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在中国古代一直是“家”大于“国”大于“天下”的。“世卿世禄制”的爵位是授予“家族”的而“军功爵制”的爵位是授予“个人”的。这就意味着对于一个家族来说只要能有一定数量的精英勋贵子弟和一般勋贵子弟这个家族的利益就不会受损。也就是说还有相当数量的庸碌勋贵子弟会由于“家族”原因而脱离“反对派”加入到“支持派”和“骑墙派”之中，这无形之中又进一步的减小了“反对派”的实力。
还有不要忘了，商鞅变法中有一条“鼓励宗室贵族建立军功”。着又无形之中进一步减小了变法的阻力。
就这样，以商鞅为首的“变法派”拉拢了旧有利益阶层中的精英勋贵子弟，分化了旧有利益阶层中的一般勋贵子弟，接下来只要打击旧有利益阶层中的“顽固分子”，那么剩下没本事的庸碌人士又能成什么事呢？
可以说，这是由于对旧有利益阶层的分化和新兴利益阶层的确立，商鞅变法才能得以成功。
而其他的变法呢？
的确，从变法措施上来看，这些变法都是“利国利民”的，但是他们对旧有的利益阶层采取的是“不问情由一棒子打死”的策略，而同时那些变法者又没有培养起足以与旧有利益阶层抗衡的新兴利益阶层。因此，当变法者本身不能再维持新法的时候旧有利益阶层的反扑会一点阻力都没有。变法自然也会失败。
在正统教育中商鞅被杀是由于“旧有势力的反扑”。
崇祯皇帝朱由检觉得，秦惠王之所以会对商鞅“处‘车裂之刑’于彤，灭商君之族”是由于商鞅和秦惠王之间的“私人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