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办-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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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要是我每个月都能像现在这样给你们分红，也就很可观了。但是聪明人说，还可以做得好得多，也就是赢利会更多，而且使用起来生利更多。据说仿佛可以办得很好呢。那么我们再看吧。我要一点一点告诉你们，按照那些聪明人所说的，我们还能够做些什么。你们自己仔细观察观察，也能有所发现，要是你们觉得，还有什么好事可做，我们就逐步地、尽可能地试着去做。不过还必须对你们说，得不到你们的同意，我什么新办法也不会采用的。只有你们自觉自愿，才会出新举措。聪明人说，凡是自愿做的事才能做好。我也这样想。所以你们不必害怕新办法，除非你们自愿改变，一切照原样。你们不愿意，什么都不动。
“现在我不征求你们的意见，最后一次以老板的身份下命令。你们看到，我们必须记帐，以防浪费。上月份是我一个人记的帐，现在我不愿一人来记了。请从你们中间选出两个人跟我一起管帐。没她们，我不管。钱是你们的，并不是我的，所以你们应该管。现在这事从未干过，不知你们中间谁更合适管，最初必须先选两个人试一个短时期，过一个星期你们就会看出，是另选别人好，还是让原有的人留任好。”
这些不平凡的话引起了长久的议论。可是韦拉·巴夫洛夫娜已经赢得她们的信任，况且她没有说得天花乱坠，没有扯得老远，没有描画出什么特别迷人的远景来，这样的远景在造成短暂的轰动后立即便令人生疑。因此女工们没有把她看作神精错乱，而最重要的也正是不把她看作神精错乱。事情在慢慢地进行着。
当然得慢慢来。下面是工场在整整三年中的一部简史，在工场的这个时期，构成了韦拉·巴夫洛夫娜本人历史上的主要的方面。
那些成为工场骨干的女工是审慎挑选出来的，都是些好裁缝，同时，她们的切身利害跟工作成绩好坏有直接关系，所以工作自然进行得很顺利。几乎所有来工场试订过衣服的太太，都成了它的回头客。有几家裁缝铺和缝纫工场看了有点眼红，却并未产生任何的影响，只是使韦拉·巴夫洛夫娜不得不尽快为工场取得正式的营业权，来排除种种挑剔。不久订的活越来越多，最早一批进工场的女工们已经忙不过来了，于是工场的人员渐渐增加，过了一年半，女工总数竟达到二十名，后来就更多了。
整个管理方面的决定权移交给裁缝们之后，最初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她们作了一项可以预料到的决议：女工们经管的第一个月便确定，韦拉·巴夫洛夫娜工作不要报酬是不妥当的。她们向她宣布这点时，她说这样做确实应该。她们想给她红利总额的三分之一。她把这笔钱放了一段时间，才向女工们解释说，这违反了她们的办法的主旨。她们久久地不能理解这一点，但是后来同意了：韦拉·巴夫洛夫娜谢绝了这份特殊的红利不是由于好面子，而是照她们的事业的本质来说必须如此。这时工场已经扩大了规模，韦拉·巴夫洛夫娜一个人来不及剪裁，需要再增加一个；她们给韦拉·巴夫洛夫娜定了跟另外那个剪裁师同样的薪金。先前放在她那儿的一笔红利，现在按照她的请求被放回到出纳室里去，只给她留下作为剪裁师的应得的那部分，其余的钱用来办了一个“金库”。几乎有一年的光景，韦拉·巴夫洛夫娜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工场里度过的，她的工作时间确实不少于其他任何人。当她看到有可能不用整天待在工场了，于是她就减少了工作时间，随之，报酬也少拿了。
怎样分红呢？韦拉·巴夫洛夫娜希望大家来平分。这一点直至第三年年中才实现，那以前她们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开始时是按工钱的比例来分红。她们首先认识到，如果一个女工因病或其他正当缘由缺了几天班，那么，为此就减少她那份红利是不对的，因为红利的获取不是仅在这几天里，而是在工作的整个过程中，并取决于工场的总体状况。后来她们还同意，剪裁师和其他管送订活和干别的活儿的女工已经拿了补贴，这笔额外的薪金收入用来作报酬，就足够了，要是比别人还多分红利，那就不公平了。没有兼职的普通裁缝很谦让，当她们发现原先定的办法不公平的时候，并没要求改变。而兼职者充分理解新办法的精神，本来受优待，自己就觉得过意不去，所以都谢绝了。不过应该说，在各项事业不断有所改善的情况下，这种暂时性的谦让——有人容忍，有人谢绝——算不上是特殊的功绩。最困难的倒是加强这种观念：普通裁缝应该得到同样多的红利，显然有的人挣钱比别人多；工效领先的裁缝已经得了较多的工钱来作为自身工效的报酬，就已经足够了。这是分红方面的最后一次变动，在第三年年中已然实现，当然全工场的人都明白：红利的获得不是对某个人的手艺的报酬，而是工场的总的性质的结果——是靠它的体制和它的宗旨，而这个宗旨便是尽可能使参加工作的全体人员同等享受工作带来的利益，不管她们个人的特点怎样；工作人员的分红取决于工场的这种性质，工场的性质、精神和办法又是靠全体人员的同心同德，而每个参加者对这点都同等重要：对于维持和发展有利于全体人员和整个事业成功的制度：一个最胆小或者最无能的人的默许，其作用不亚于一个最有魄力或者最有才干的人的积极奔忙。
我省略了许多细节，因为我不是要描写工场，而只是为记述韦拉·巴夫洛夫娜的活动需要涉及到它时，我才多少讲一点。即使我提到某些细枝末节，那也仅仅为了表现韦拉·巴夫洛夫娜怎样行事、怎样一步一步地、耐心不倦地经营业务，怎样坚持她立的规矩：不下任伺命令，光是劝告、解释、协助，在执行她的合伙人的决定时，助她们一臂之力。
每个月都分了红利。最初每个女工拿到红利后就各自分散地花掉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迫切需要，并且不习惯于统一行动。随着她们经常参与工场事务，养成了考虑工场整个工作进程的习惯，这时韦拉·巴夫洛夫娜就叫她们注意到：在她们这个行业里，一年之中各个月份承接订活的数量多少不等，用旺季的红利来弥补淡季的不足，一定不错。她们的帐记得很精确，女工们知道，如果她们当中有人离开工场，立刻就可以领出她的那份保存在出纳室里的红利。因此她们赞成这个建议。于是有了一笔不多的储备资本，数目还渐渐增加。她们开始探索利用它的各种形式。从最初起，大家就懂得可以使用它来进行借贷，为入股人解决燃眉之急。谁也不愿意在借款上加算利息：穷人有一个观念，认为最佳的经济援助是不要利息的。这个“金库”刚一创办，紧接着就设立了代购处。女工们发现通过工场去购买茶叶、咖啡、食糖、鞋子和其他许多食物要更合算，工场成批进货，所以比较便宜。过了不久，她们又前进了一步：她们考虑，用这个办法购买面包和其他食品，一定合算，这些东西一直都是每天在面包房和杂货铺买的。可是她们马上看到，为此大家必须靠近些住。她们便在工场附近租了几套住宅，集中在一起，几个人住一套。于是工场里就有了面包房和杂货铺的代销点。大约过了一年半的时间，几乎全体未婚女工都已经住进了一所大的住宅里，拥有公共食堂，用大庄户人家的办法储备食物。
一半女工是独身，其中有的女工有年老的女亲属——母亲或婶母；有两名女工供养着老父亲；许多人有年幼的弟弟或妹妹。三名未婚女工因有亲属关系不能搬进公共宿舍里住：一个女工的母亲不合群；另一个的母亲在官府供职；不愿跟粗人为伍；第三个的父亲是酒鬼。她们跟那些不是姑娘，而是已婚妇女的裁缝一样，只能享用代销点提供的服务。除这三人外，其余凡是要供养亲属的未婚女工都住公共宿舍。她们自己与亲属分开住，两三人住一间房，她们的男女亲属从各人的方便出发，得到了安顿：有两个老太太各住一间房，其余的老太太住在一起。小男孩们有自己的一间房，另有两间房住女孩。按规定，男孩可以在这儿住到八岁，八岁以上的分别安排学手艺。
一切都经过很精确的计算，大伙都深信不疑：人人不吃亏，人人也不受损。单身女工的房租和伙食费简单易算。经反复斟酌后，确定向八岁以下的弟妹收成年女子费用的四分之一，向八岁到十二岁的女孩收三分之一，十二岁以上收二分之一，女孩如果没有找到别的工作，从十三岁起就可进工厂当学徒。照规定，她们从十六岁起可以成为工场的正式工人，只要被公认为熟练地掌握了缝纫技术。对成年家属的收费自然是跟裁缝一样多。住单人房间要支付特别的租金。所有住工场宿舍的老太太和三个老头儿，几乎都担负了厨房的活计和其他的家务，因此也得给他们计算报酬。
这一切口头上说起来很快，一旦就绪实际做起来也很容易、简单、自然。可是得慢慢来，才能安排妥当。每个新办法都需要经过多次议论，每个变革都是一连串忙碌奔波的结果。假如我也像谈论关于红利的分配和利用那样评详细细地来谈论工场其他方面的办法，那就太冗长，太枯燥了。有许多事情根本无需来谈，有的方面只稍稍提一下即可，以免惹人厌烦。比方，工场设立了代销点，卖那些在无人定货的淡季缝制的成衣，当时工场还不能有独立的门市部，不过已与客商街的一个铺子订了代销合同，还在旧货市场上设了个摊位，由两个老太太来经管代销。不过工场生活中有一个方面我必须稍微详细地来谈谈。
韦拉·巴夫洛夫娜从办场的最初的日子起，就开始带书来。她布置完工作以后，便开始朗读，读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如果不是需要处理什么事，她是不会中断的。女工们听一会，休息休息，休息过后再读，读后又休息。不必说，女工们从一开始便迷上了朗读，有些女工原来就对这爱好。过了两三周，工间朗读形式便固定了下来；又过了三四个月出现了几个朗读能手，于是决定由她们来代替韦拉·巴夫洛夫娜，每回朗读半小时，这半小时的朗读算工作。韦拉·巴夫洛夫娜在朗读时还间或穿插讲解，等到她卸掉了朗读的任务后，讲解得更多更长了。后来讲解发展成为类似普及各门知识的简易讲座了。再往后——这是个很大的进步——韦拉·巴夫洛夫娜看到有可能正规上课：女工们的求知欲是这样的强烈，她们的工作又进行得如此地顺利。她们决定在工作日当中，午饭之前安排一大段时间来听课。
“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有一次韦拉·巴夫洛夫娜在梅察洛夫家中对他说，“我有件事求您，娜塔莎已经同意了。我的工场要变成为传播各门知识的学校。您来当教授吧。”
“我能给你们上什么保呢？难道上拉丁文，希腊文，或者逻辑学和修辞学！”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笑着说，“我的专业本来就没什么意思，您是这样看，还有一个人也是这样看，我也知道这人是谁。”
“不，正是您这样的专家，才是我们所需要的；有您才表明我们的品行良好，教学方向端正，您能起保护伞的作用。”
“这倒也说得对。看来没我，你们就要有不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