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研究-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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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国民党应须将三民主义来一番改适。三民主义底大间架还是可用的。然而，它底内容和铺陈，凡十年来，毫无修正、翻新和充实。我极不赞成国民党借着政治权势把三民主义变成国教；但是我极其赞成国民党享有不借政治权势来宏扬其三民主义的自由。近十儿年来，对于三民主义研究得最努力的，我所知道的只有任卓宣先生。可是，他所走的路是钻到三民主义里面加以诠释。
这种工作，类似中世纪的繁琐哲学家之注解亚里士多德哲学。这种路线愈走愈窄。所以三民主义的繁琐哲学，到了任卓宣先生便是登峰造极，不能再有起境了。三民主义的阅读呢？从崔书琴先生之冒险秘密阅读而演变到今日必须以高压手段喂填鸭、必须拿考绩和利禄来做鼓励，相去何远！世变何极！这是三民主义的悲剧。这一悲剧之形成，丝毫不能怪任先生。自从国民党得势以来，就把三民主义捧若圣经，自党员以至人众，只许信奉，不许批评。这一种心理状态表现得最强烈的代表人物可推胡汉民先生。在这种传统气氛高压之下，即令任先生有柏拉图底才华也施展不出来的。国民党底这种“意识形态”之作用，不仅禁锢了自己底思想，而且也禁锢了三民主义。真是令人惋惜！
我们看孙先生所作三民主义序文，可知他自己并没有像他底信徒那样，把三民主义当作天经地义的意思。
而且，就我们从前一辈人所述孙先生底行谊中，得知他很喜欢和青年诘难辩论。如果当初孙先生对于三民主义采取像现在一部分国民党人士这种专横武断的态度，那么三民主义何能在无武装保护之下爬起来？何能畅行天下？杜威说：“民主必须每代更新。”大家奉行的政治思想，哪里是动都不能动的列祖列宗相传的“朱子家训”？
三民主义是四十年前的产品。这四十年来，世界进步得太快了，中国人底知识也有些进步。如果要它跟上时代，永远常新，并且使青年们读起来真正从内心发生兴趣，那么必须来一次改造。改造的工作，必须从吸收现代心理学、拉斯威尔政治学、波柏底社会思想评导、文化人类学等等着手。这种工作是一件比石门水库还要巨大的工程。这样巨大的工程，绝非一个人所能进行，而必须成立一个机构，网罗这些方面的人才以从事。国民党内至今还是有些聪明才智饱学之士。像陶希圣先生这样的人就可主持其事，期以三年有成。那时三民主义可以一崭新的面目与大家相见，在中国政治思想上重放异彩。
殷海光这篇《我对于三民主义的看法和建议》，原登在一九六0年六月十六日《自由中国》里。这篇文章是因殷海光一个月前写《给雷震先生的一封公开信》（《自由中国》，一九六0年五月十六日）引起。在这封公开信中，殷海光有这样一段话：
我在台湾大学任教，算来有十一个年头了。我教的科目，不是政治，也不是历史，而是逻辑、罗素哲学、解析哲学、理论语意学这类东西。我在这十一年里，偶尔为学生办的刊物写点文章，也有时被学生请去讲演。这些工作，是任何教师份内的工作。只要有学生请，教师们是没有正当理由拒绝的。我底写作和讲演在从前也没有出过什么“问题”。可是，自从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五日我讲演《胡适与国运》以后，“问题”就来了。这一天下午七点钟，我在校本部开讲，由于题目很有吸引力——我不认为我自己有什么吸引力，当时连走廊上和窗户上都爬满了青年。我讲演底内容大致与在自由中国第二卷第九期所发表的相同。在这篇讲演中，我提到对于中国现代思想最有影响的人物时，只列举了康有为、梁启超、陈独秀和胡适之四位先生，而没有列举别的人物。我这样做系基于我自己所做的种种考虑。我底这些考虑对不对，有而且只有就学术思想的观点去衡量才可。讲演完毕以后，照例由学生提出问题。有一位学生问：“殷教授认为三民主义怎样？”我当时答复说：“三民主义系四十年前的政治统战工具。它是为了迎合当时复杂的政治思想而设计的，所以也就十分糅杂。”我的确没有在这篇讲演中恭维某党人士硬要天下人恭维的偶像；我的确也没有说半句恭维三民主义的话。除了当作压制思想的权威以外．我想不出任何理由必须把任何人的话捧若圣经，更何况那些儿十年前的方便说法！大概这招致了某党人士极度的不满。自此以后呢？每逢有学生请我讲演，不是因训导处同仁说“教室不够”，便是说“题目不行”，而给打消掉了。对我而言，反正这类事件平常得很，懒得去记忆。世道衰微如此，有什么可说的呢？
看了这段来龙去脉，我们不难发现，殷海光在写过千千万万批国民党的杰作以后、在《自由中国》封门的前夜，最后奋其一击，以他思想家的透视力，在国民党所倚恃的圣经头本，尝试去点破真相、尝试去动上。显然的，殷海光为了这一点破真相与动上，很快的失掉了演说的自由、失掉了《自由中国》。如今我们追念这段往事，应该注意到当时自由民主人士的那股双轨作业一一—轨是用新党对抗国民党、一轨是用新解说剥开国民党的圣经。也许当时他们这样做，不全是自觉的，但他们在“文字收功”多年以后，最后升级到这种双轨作业，却是一种不得不然的发展。虽然他们立论的纯度，不无可疑；组党的品类，容有可议，但是他们毕竟百尺竿头，没有停止地向前走了。
他们在竿头翻落，求仁得仁，这种勇于殉道的精神，比起扭曲他们以为“纪念”的伪君子们来，真是伟大得无与伦比了！
一九八四年八月六日以两小时作
〔附记〕殷海光的历史训练和资料训练很差，所以他无法从孙文的著作中举证，这是他立论的大缺点。孙文在一九一九年写《文言本三民主义》，在民生主义部分，尚没提到“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的话，这些话是一九二四年《演讲本三民主义》增加的，而那时正是国民党共产党哥俩好的时代！三民主义的统战性质，在此可得佐证！（一九八四年八月九日）
孙中山的第二兴趣是“女人”
——革命以后干什么？
国民党党营书店正中书局出版了一册《宫崎滔天论孙中山与黄兴》，第三十页中明载孙中山答复犬养毅的话，说他生平的第一兴趣是“革命”，第二兴趣是“女人”，第三兴趣是“书”。可见国民党党营书店对孙中山喜欢女人的事，尚予以梓行问世，当然，这极可能是国民党的一项疏忽。
孙中山不掩饰他对“女人”的兴趣，显示了他至性的一面。
他一直把第一兴趣“革命”和第二兴趣“女人”兼顾，在他早年革命中的陈夫人（陈粹芬），是革命党兼女人；在他晚年革命中的宋夫人（宋庆龄），是女人兼革命党。虽然，这种一贯作业哲学上主“元气”说，反对“理在气先”之论。但认为“气，有时并不为人所赞同。陆丹林《革命史谭》中有这样的故事：
民国十年，总理亲率大军，出发广西，实行北伐。此役孙夫人宋庆龄女士没有偕行。其原因传为廖仲恺谏阻。盖廖以中国古来出征，多不携带家眷，女子在军，视为不祥，且恐惹起其他误会。总理本大无畏之精神，打破一切对封建陋习思想，即答廖说，此为不可为训的恶习，革命党人不该存此思想。并引梁红玉辅佐韩世忠大破金兀术故事来说明女子在军中的贡献。但因部属既存有此种思想，故亦勉从众意，孙夫人乃暂留广州，未即随同入桂。
由此可见，孙中山的“韩夫人”革命法，有时会给他惹来观点上的歧见。
我生平看了不少以“革命”为第一兴趣的故事，他们在“革命”以后，有的转入第二兴趣，像富兰克林（BenjainFranklin），他晚年派赴法国历史辩证法①即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辩证，折冲尊俎之余，与洋婆子寻欢以为乐，在温柔乡以终老；但有的却转不过来，像富兰克林的朋友潘恩（ThomasPaine），他却仍旧为第一兴趣中风狂走，在美国革完命，又跑到法国去革命。我想这种“革命狂”未免兴趣太窄了一点。又如格瓦拉（Ernesto‘che’Guevara）也是一样。
他在古巴革完命，放着“中央银行总裁”和“工业部长”不做，又跑到玻利维亚去革命，最后被”美帝”派人来，予以围捕枪决，其一生第一兴趣过显，第二兴趣欠明，最后“大头对不起小头”
而去，亦可哀矣！
也许，潘恩和格瓦拉的毛病，都出在第一兴趣的“不知止”，这种人应该知道，第一兴趣在成功以后也。参也，中夫四德者矣哉。”，应该立刻收敛他们的“革命狂”，真正从事革命以外的大业，而不要以为除非他继续革命，革命就尚未成功。以为天下非他不可、必须靠他一革再革的人，其实是一种悲剧角色。有“革命狂”的人，如能从第一兴趣转为第二兴趣，功成身退，退而老去寻春而不悲秋，才是喜剧的扮演者。革命并非不好，但是做了职业革命家可就不太好。一旦做了职业革命家，革命就会变为“国民革命”
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而被革命的国民就吃不消矣，最后这种人令人厌烦，也就不在话下了。
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五日晨
孙中山与陈粹芬
——毋忘孙夫人
孙文在《革命缘起》中回忆他和日本宫崎兄弟的来往经过，认为是革命党人与日本人士相交之始。宫崎兄弟有八人，跟孙文友好者有宫崎民藏、宫崎弥藏、宫崎寅藏（白浪滔天）。
宫崎寅藏在《孙逸仙其仁如天》（陈鹏仁译著《宫崎滔天论孙中山与黄兴》）里曾记录一个故事：“有一天犬养毅间孙先生说：
‘您最喜欢的是什么？’孙先生毫无犹豫地答说“revolution”
（革命）。‘您喜欢革命，这是谁都知道的，除此而外，您最喜欢什么？’孙先生边看犬养毅夫人，边笑而不答。犬养毅再催问说：‘答答看吧。’孙先生答说：“woman”（女人）。犬养拍着手说：‘很好’，并问：‘再其次呢？’“book”（书）。‘这是很老实的说法，我以为您最喜欢的是看书，结果您却把女人排在看书前面。这是很有意思的。不过喜欢女人的并不只是您！’犬养毅哈哈大笑，并佩服孙先生说道：‘您这样忍耐对于女人的爱好而拼命看书，实在了不起。’”刘成禹《先总理旧德录》中说孙文对伊藤博文自吟“醉枕妇人膝，手握天下权”，甚以其风度为然。”足见孙文对女人，有他但白的看法。
孙文一生和女人的关系，国民党钦定的传记中，只承认两位，一位是卢夫人（卢慕贞）、一位是宋夫人（宋庆龄），其他一概给一手遮天了。这种“为尊者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