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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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彼得洛夫大道上的一家
赫尔岑说过：“什么也不如被高度鼓动起来的为全人类谋福利的热情那样使青春美化。”我在回忆我的孩子和他们的学友们曾怎样受教育的时候，我就明白了：的确这事使他们的青春成了有生气的和美妙的。一切在国内和国外进行着的事，全是直接和他们有关系的，全是他们本身的事。
国家巩固着，建设着，卓娅和舒拉也和国家共同成长着。
他们不是旁观者，而是积极地参加了周围进行着的一切事。新建的工厂，苏联学者的大胆的理想，苏联音乐家在国际竞赛会上的胜利，这一切都是他们的生活的一部分，全是和他们个人的命运分离不开的东西。这一切对于我的孩子们都是很重要的，很切身的，他们全心全意地响应这一切。他们（学校、在家里都讨论着这些问题，并且一次又一次地反复思考着，他们就由这里得到了教育。
和区委书记的谈话，不仅仅是简单地被卓娅记住了，而是牢记在卓娅的脑子里了。书记在那一天——她第２次诞生的那一天——说的每一句话，对于她全成了定理。
使人惊奇的是卓娅一向都正确地和诚实地履行自己的义务。现在她更以所有的力量和精神执行着交给她的每一项任务。好像她现在重新了解了：她的工作就是当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的那伟大的共同的任务的一部分。
卓娅入团后很快地当选了小组长。她马上就拟订一个分配给团员们任务的表。
“每一个人都应该做一种社会工作，不然的话，我们是什么团员呀！”她问明了谁对于什么有兴趣，谁愿意担任什么工作。
她在和我谈话的时候曾正确地解释说：
“这样工作就能更好。
”她早已考察清楚了，班里的同学谁会做什么，谁能做什么。
写成的任务表是很长和很详细的：某人负责学习工作，另外一个人负责体育工作，第三个人负责壁报……给每个人都找到了工作。卓娅和另外几个青年团员，在老彼得洛夫大道上的一所房子里，担任教不识字的妇女识字。
我对她说：“这事不容易，很难。再说，路也很远，中途放弃也不合适。你仔细考虑过了么？”
卓娅红了脸说：“你说的什么话呀！‘放弃’！我们既然担任起了，还能放弃……”
在第一个空闲的下午，卓娅就往老彼得洛夫大道去了。回家来她说她的学生是一个完全不会读、不会写、但是愿意学会文字的半老的妇女。
卓娅说：“你看，她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她有很多的事，家务、孩子，可是我相信她能学会。她很欢喜地迎接了我，把我叫做女儿……”
卓娅拿去了我的一本识字教学法，读到深夜。她每星期到她的学生家里去两次，雨，雪，疲倦……都没能阻挡她。
舒拉说：“倘若发生地震，她是一样去的。如果发生火灾，她一样要说，不能骗了自己的里吉亚·伊凡诺夫娜。”
虽然他的声音有时候带着遗憾和嘲笑的味道，但是在卓娅下课后他时常去迎接她，因为那年的秋季天气不好，多雨，我们不放心卓娅回家走漆黑泥泞的道路。舒拉还高兴干这个事，他要接送他的姐姐。他想：让卓娅感觉出来弟弟是保卫者，支持者，是依靠，是家庭中的男子吧！
舒拉现在比卓娅高，他是肩宽力大的了。
“你们看这筋肉是什么样！”他喜欢重复这句话。
卓娅也骄傲和惊喜地说：
“真是，妈妈，你摸摸，筋肉像铁一样！”
……有一次我拿回来了音乐学院大厅的音乐会的入场券。演奏的是柴柯夫斯基的第五交响乐。卓娅很爱这个交响乐，她听过不只一次，可是她说每次听着都和欣赏新的音乐一样。
有一次她说：“音乐愈熟悉，它感人的力量愈大，我已经很多次体验过这个了。”
音乐会的入场券使卓娅很高兴，可是她忽然好像在心里哎呀一声，接着就像一向她猛然想起了被忘掉的什么事那样，把食指放在唇间并轻轻地咬着它。
“妈妈，这是在星期四呀！”她惆怅地说，“我不能去。每逢星期四我不是到里吉亚·伊凡诺夫娜那里去吗？”
“别瞎说啦！”舒拉激昂地说，“你少去一次算得了什么呀！”
“你说的是什么话！不行，不行。我不能让她白白地等着我。”
舒拉说：“我去给她送个信儿，免得她等着。”
“不行，我不能那样，做事要有始有终，既然应允了就别说不能做。她等着学习，我去听音乐？不行，不行。”
结果卓娅没有去听柴柯夫斯基的音乐。
“好强的个性！好强的个性！”舒拉连声说，可是在他的愤慨声音中掺杂着不由己的对姐姐的钦佩。
除夕
１９３９年的新年快要到了。
卓娅由学校回到家里说，班里的女孩子们正在相互写新年祝词，需要把写着祝词的那张纸焚烧了，把纸灰在克里姆林宫的时钟刚打过１２点的时候吞咽下去。
“真是异想天开呀！”
舒拉失笑地说。
“咽，我恐怕不成，”
卓娅笑了，“未必有好滋味，可是念念，我是要念念的。”
她由衣袋里掏出了包裹很严密的一张纸条，打开就大声地念出了：
“好卓娅，你别这么严厉地批评人，不要把一切都看得那么严重。你要知道，差不多所有的人全是利己的，阿谀的，虚伪的，所以不可以信赖他们。他们说的话你应该置之不理。这就是我的新年祝词。”
卓娅越往下念，就越随着每一句话皱眉，念完了她就突然把纸条抛到地下去。
“如果这样来看人，那么为什么还活着呀？”她说。
……卓娅很热心地准备参加新年化装舞会，女孩子们决定了穿上苏联国内所有各民族的服装，我们想了很久，究竟卓娅化装哪一民族的人。
舒拉建议说：“化装乌克兰人，眼睛很好，眉毛也像。哪点不像黑眉毛的乌克兰姑娘啊？绣花短袄也有，裙子也有，只是还缺少皮带和项珠儿。”
后来，舒拉趁着只是我们两人在一起的时候对我说：
“妈妈，得给卓娅买一双新鞋呀。我们班里的小姑娘们都穿着带着什么后跟儿的鞋，不是很高的后跟儿，可是究竟……”
“这叫半高跟鞋。”我告诉他说。
“唉，对。可是卓娅穿的像男孩子的鞋一样。”
“在这个月里办不到，舒拉。”
“那我就不要新衬衫啦，我穿这件就行啦，帽子也不要。”
“你的帽子早已不像样子了。”
“妈妈，可是我是男孩子呀，卓娅是女孩子，并且已经是大姑娘啦，这对于她比对我更重要些。”
的确，这对于她是重要的。
我记得，有一次我回到家来遇到卓娅穿着我的衣裳照镜子。听着了我的脚步声，她就很快地转过身来。
“我穿着好看吗？”她带着羞涩的微笑问我。
她常喜欢把我的衣服穿在身上比着是否合适，每一件很不要紧的新服饰都使她喜欢。她向来没要求过给她买新的东西，而永远满足于我自己给她做的，但是舒拉的见解终是对的：这对于她并不是无关紧要的。
我们凑够了必需的钱，经过了和我们热烈争辩之后，卓娅终于去给自己买了一双黑色皮鞋，这是第一双自己的半高跟皮鞋。
新年的服装我们也凑齐了：既有项珠，也有皮带。给舒拉把衬衫洗净，熨平了，并给他系了新领带。我的孩子们漂亮高兴地往学校去了。我站在窗前很长时间地看着他们的背影。
那一晚是非常光亮和幽静的，窗外懒洋洋地飘着绒毛样的雪花。我知道卓娅和舒拉穿过这雪中的幽静以后，就将整个地投入鲜艳的热闹的青春的欢喜之中。我曾全心全意地希望整个的新年对于他们也是这样光明的，灿烂的，幸福的。
……他们在黎明前才回到家来。在学校里举行了很大的化装舞会，音乐，和如舒拉所报告的“晕倒为止的跳舞”。
“你知道么，妈妈，我们通信玩儿，有那么一个家伙，老给卓娅写，说她的眼睛好看。真的，真的！后来他索性写起诗来啦！你听听……”
舒拉取好了姿势，勉强忍住笑，朗诵道：
“你的眼睛是这样明媚——它使我心停止跳跃！
你整个幽深的灵魂闪耀在睫毛下边！”
我们３个人同时捧腹大笑起来。
……在冬季将尽时候，我们知道了那个给卓娅的新年祝词里写关于人的自私性、虚伪性和不可靠性的姑娘，已经停止教那个由她照顾的家庭妇女识字了。
卓娅说：“她对小组长说：‘路太远，学校的功课又这么多，我真来不及，你另派一个人吧。’”
卓娅在对我述说这些话的时候，由于愤慨，她的眼睛完全黑了：
“我简直不能理解这事！你听啊：她担任起来了又扔掉了！
她并没想想，她这样一做把大家都害了，岂止害了自己。她是什么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呀？她若偶然碰见那个妇女呢，她怎样见她呀？并且怎对得起全班的同学呀？”
卓娅本人在整个冬季里一次也没旷课。在某一星期四她害了严重的头疼，但是她终于克服了自己，仍然授课去了。
卓娅的学生的成绩，我和舒拉随时都很详细地知道：
“里吉亚·伊凡诺夫娜已经记住所有的字母了……”
“里吉亚·伊凡诺夫娜已经会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念了……”
“里吉亚·伊凡诺夫娜已经会流利地念了！”最后卓娅胜利地告诉我们，“你还记得，她先前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呀。
可是现在她写字写得挺好看了。”
那天晚间，卓娅在躺下睡觉的时候说：
“在这一个星期里我总是在想：有什么好事发生了啊？马上我就想起：里吉亚·伊凡诺夫娜识字了。现在我才了解为什么你当教员了。这事的确很好！”
苦难的日子
１９４０年的秋季出乎意料地对于我们竟成了痛苦的日子……卓娅正在擦地板。她把抹布浸入水桶，自己低下头去。忽然就失去知觉。我下班回到家里，看见她完全晕倒在地板上。
和我同时走进屋里的舒拉马上跑去叫急救车，那个车就把卓娅送到伯特金医院去。
在那里的诊断结果是：
“脑膜炎。”
苦难的日子临到我和舒拉了。
在很多漫长的昼夜里我们只能想一桩事：卓娅能活吗？她的生命濒于危险。医治她的那位大夫，在和我谈话的时候，脸上表情是忧郁不安的，我觉着是没有希望了。
舒拉每天往伯特金医院跑好几次，他一向开朗的面孔逐渐变成忧郁的了。
卓娅的病很重，曾给她实行抽取脊髓，这是很痛苦的和复杂的手术。
有一次在这样的手术后，我和舒拉去打听她的病状，护士仔细地端详了我们之后说：
“大夫一会儿出来告诉您。”
我马上凉了。
“她怎么啦？”我问。
我的声音一定是很可怕的，不然这时候走出来的大夫怎能奔到我的身边说：
“您怎么啦，您怎么啦？一切都好啊！我想见见您，安慰安慰您。一切都很顺利，小姑娘的耐性很大，她不呻吟，不喊叫，很勇敢，很坚毅地忍受一切。”他打量了舒拉之后就憨厚地问道：“你也是这样的么？”
那天第一次放我进入卓娅的病房去了。她挺直地躺着，不能抬起头来。我握着她的手挨着她坐着，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