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杂俎-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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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之所贵者，毫中用耳，然古今谈咏多及镂饰。刘婕好折琉璃笔管。晋武赐张茂先麟角为管。袁彖赠庾广象牙笔管。南朝笔工铁头者，能莹管如玉。湘州守赠李德裕斑竹管。段成式寄温飞卿葫芦笔管。《西京杂记》：“天子笔管，以错宝为跗，杂宝为匣，厕以玉璧翠羽。汉末一笔之匣，雕以黄金，饰以和璧，缀以隋珠，文以翡翠。湘东王笔有三等：金玉为上，银竹次之，至于王使君，以鼠牙刻笔管，作《从军行》，人马毛发，屋宇山川，无不毕具。”噫！精则极矣，于笔何与？譬之择姝者，不观其貌，而惟衣饰之是尚也，惑亦甚矣。
欧阳通，能书者也，犹以象牙、犀角为笔管，况庸人乎？右军谓：“人有以琉璃、象牙为笔管者，丽饰则有之，然笔须轻便，重则踬矣；惟有绿沉，漆竹及镂管可爱。”余谓笔苟中书，则绿沉、漆镂，亦不必可也。
蔡君谟云：“宣州诸葛高造鼠须及长心笔绝佳。常州许ν所造二品，亦不减之。”则君谟尚用鼠须笔也。今吴兴作者，间用鼠、狼毫，臧晋叔以貂鼠令工制之，曾寄余数枝，圆劲殊甚，然稍觉肥笨，用之亦苦不能自由，政不知右军端明所用，法度若何耳。
鼠须苦劲，何以中书？陆佃《埤雅》云：“栗鼠苍黑而小，取其毫于尾，可以制笔，世所谓鼠须栗尾者也。其锋乃健于兔。”然则实尾而名以须耳。栗鼠，若今竹之类，亦非家鼠也。
伪唐宜王从谦喜用宣城诸葛氏笔，名为翘轩宝帚。君谟所谓诸葛高者，想其子孙也。吴兴元时凭应科笔，至与子昂、舜举，擅名三绝，可谓幸矣！今之工者，急于射利，而不顾败名；上之取者，亏其价值，而不择好丑。故湖笔虽满天下，而真足当临池之用者，千百中一二也。
砚则端石尚矣，不但质润发墨，即其体裁，浑素大雅，亦与文馆相宜。无论琉璃金玉，靡俗可憎，即龙尾红丝见之，亦当爽然自夫。正似邢夫人衣，故衣时能令尹夫人自痛不如也。
皇象论草书宜得精毫茕笔，委曲婉转不叛散者；纸欲滑密，不沾污者，墨欲多胶绀黝者，梁竟陵云：“子邑之纸，妍妙辉光；仲将之墨，一点如漆；仲英之笔，穷神尽意。”独于砚无称焉。盖砚视三者，稍可缓耳。今人知宝数十百金之砚，而不知精择纸笔，以观美则可耳，非求实用者也。（子邑左伯，字仲英，当作伯英。张芝字考章，诞奏魏公书可见。）
柳公权论砚，以青州为第一，绛州次之，殊不及端。今青州所出石即红丝砚也。唐彦猷亦谓红丝石为天下第一，蔡君谟问其故，曰：“墨，黑物也，施于紫石则暧昧不明，在红黄则色自现，一也；斫墨如漆，石有脂脉，能助墨光，二也。”其言甚辨，然余习于用端，有解有未解耳。
唐李咸用端溪砚诗有：“着指痕犹湿，经旬水未低。鹆眼工谙谬，羊肝土乍利。捧受同交印，矜持过秉”等语。刘梦得《谢人惠端州石砚》诗：“端州石砚人间重。”李贺《青花石砚歌》云：“端州匠者巧如神，露天磨剑割紫云。”则知唐人原重端砚。朱新仲《猗觉寮杂记》又载柳公权论砚云：“端溪石为砚，至妙，益墨。青紫色者，可直千金。”则非不知贵也，难得故耳。
蔡君谟云：“东州可谓多奇石。自红丝出后，有鹊金黑玉研，最为佳物。新得黄玉砚，正如蒸栗续。又有紫金妍，又得褐石黑角石，尤精。向者，但知有端岩、龙尾，求之不已，遂极品类。”余之所好，有异于人乎？近代莆田参知蔡一槐酷好研石，足迹半天下，凡遇片石佳者，必收行囊中，常有数十百枚。蔡氏可谓世有研癖矣。
端研虽有活眼死眼之别，然石之有眼犹人之有斑痣，其贵原不在此。但端石多有眼，以此别其为端耳。宋高宗谓端研如一段紫玉，莹润无瑕乃佳，不必以眼为贵。余谓石诚佳，即新者自可，亦不以以旧为贵也。
今之端研，池皆如线，无受水处，亦无蓄墨沈处，其傍必置笔池。若大书，必置碗盛墨，亦颇不便。间有斗槽者，便为减价。此但论工拙耳，非择砚者也。余蓄研多，择有池者，吾取其适用耳，岂以卖研为事哉？及考宋晁以道藏研，必取玉斗样，每曰：“砚石无池受墨，但可作枕耳。”乃知千古之上，亦有与余同好者。
宋时供御大内，无非端石。航海之难，舟覆于莆之涵头，禁中之砚，尽落民间，然其始，人尚未知贵重。其后吴人有知之者，微行以贱直购之，久而渐觉，价遂腾涌，高者直百金，低亦不下一二十金。而莆人耳目既熟，转市新石，妙加镌琢，视之宋砚，毫发不殊，散之四方，于是吴人转为所欺矣。
铜雀瓦虽奇品，然终燥烈易乾，乃其发墨，倍于端矣。洮河绿石，贞润坚致，其价在端上，以不易得也。江南李氏有澄泥砚，坚腻如石，其实陶也。有方者，六角者，旁刻花鸟甚精，四周有罗笺纹，较之铜雀，又为良矣。
马肝、龙卵，色之正也；月晕、星涵，姿之奇也；鱼跃、云兴，石之怪也；结邻、壁友，名之佳也；稠桑、栗冈，地之僻也；金月、云峰，制之巧也；芝生、虹饮，器之瑞也；青铁、浮楂，质之诡也；颇黎、玉函，用之靡也；磨穴、腹洼，业之笃也；卢掷、陶碎，道之穷也。
杨雄、桑维翰皆用铁砚。东魏孝静帝用铜砚。景龙文馆用银砚。今天下官署皆用锡砚，俗陋甚矣。
一日呵得一担水，才直二钱，廉者之言也，然亦杀风景矣。质润生水，自是砚之上乘，譬之禾生合颖，梦秀两岐，可谓多得一石谷，才直二百钱乎？萧颖士谓石有三灾，当并此为四也。
韩退之《毛颖传》，名砚为陶泓。郑畋卢携掷砚相诟。王铎叹曰：“不意中书有瓦解之事。”则唐人砚尚多用瓦也。
袁彖赠庾翼以奉砚，蒋道支取水上浮查为砚，则砚之不用石，盖多矣。
古人书之用墨，不过欲其黑而已，故凡烟煤，皆可为也。后世欲其发光，欲其香，又欲其坚，故造作百端，淫巧还出。价侔金玉，所谓趋其末而忘其本者也。
三代之墨，其法似不可知，然《周书》有涅墨之刑，晋襄有墨之制；又古人灼龟，先以墨画龟，则谓古人皆以漆书者，亦不然也。又云：“古有黑石，可磨汁而书。”然黑石仅出延安。晋陆云与兄书，谓三台上有藏者，则亦稀奇之物，安得人人而用之？况墨之为字，从黑从土，其为煤土所制无疑，但世远不可考耳。至汉始有俞麋之名，至唐始有松烟之制。然三国时，皇象论墨，已有“多胶黝黑”之说，则谓魏、晋以前皆用漆而不用胶者亦误也。至于用珠，则自李廷始；用脑麝、金箔，则自宋张遇始。自此而竞为淫巧矣。（按太白诗有“兰麝疑珍墨”之语，则唐墨已用麝。）
李廷，唐僖宗时人。其墨，在宋时，如王平甫、石昌言、秦少游、蔡君谟辈，皆有藏者。国朝《马愈日抄》言：“在英国府中，曾一见之。”今又百五十年矣，大内不可知，人间恐不可复得。即张遇、陈朗、潘谷皆无存者。以今之墨，不下往昔故也。
廷自易徙歙，遂为歙人，则歙墨源流，其来久矣。廷弟廷宽，宽子承宴，宴子文用，皆世其业，而渐不逮。又有柴朱君德小墨，皆唐末三代知名者，张遇、王迪、叶茂实、潘谷、陈朗、陈惟达、李仲宣，宋墨之良者也。元有朱万初，纯用松烟。
国朝方正、罗小华、邵格之皆擅名一时。近代方于鲁始臻其妙。其三十前所作九玄三极，前无古人。最后程君房与为仇敌，制玄元灵气以压之，二家各争其价，纷拿不定。然君房大驵，亡命不齿伦辈，故士论迄归方焉。
李廷墨，每料用真珠三两，捣十万杵，故坚如金石。罗小华墨亦用黄金、珍珠杂捣之，水浸数宿不能坏也。罗墨，今尚有存者，亦将与金同价矣。宋徽宗以苏合油搜烟为墨，杂以百宝，至金章宗购之，每两直黄金一斤。夫墨苟适用，藉金珠何为？淫巧侈靡，此为甚矣。今方、程二家墨，上者亦须白金一斤，易墨三斤，闻亦有珍珠麝香云。余同年方承郁为歙令，自造青麟髓，价又倍之。近日潘方凯造开天容墨，又倍之，盖复用黄金矣。然以为观美，则外视未必佳；以为适用，则亦无以甚异也。此又余之所不解也。
墨太陈，则胶气尽，而字不发光；太新，则胶气重，而笔多缠滞，惟三五十年后，最宜合用。方正墨，今用之，已作煤土色矣。不知仲将何以一点如漆？或曰：“古墨用漆，故坚而亮；今只用胶，故数经霉湿，则败矣。”余家藏歙墨之极佳者，携至京师，冬月皆碎裂如砾，而廷当时正在易水得名，恐用漆之说不诬耳。
徐常侍得李超墨一挺，长近尺余，兄弟日书五千字，凡用十年乃尽。宋元嘉墨，每丸作二十万字。乃知昔墨不独坚而耐磨，亦挺质长大。罗小华墨虽贵重，每挺皆二两余，规者五两余，近来方、程墨苦于太小，大仅如指，用之易尽，而青麟髓开天容尤小，家居无事，每遇乞书，狼藉时，不一月辄尽，且亦不便于磨也。
方于鲁有《墨谱》，其纹式精巧，细入毫发，一时传诵，纸为踊贵。程君房作墨苑以胜之，其末绘《中山狼传》以诋方之负义。盖方微时，曾受造墨法于程，迨其后也，有出蓝之誉，而君房坐杀人拟大辟，疑方所为，故恨之入骨。二家各求海内词林缙绅为之游扬，轩轾不一。然论墨品、人品，恐程终不胜方耳。
于鲁近来所造墨亦不逮前。万历戊戌秋，余亲至于鲁家，令制长大挺，每一挺四两者。然求昔年九玄三极料已不可得。又十年，于鲁死，子孙急于取售，其所制益复不逮矣。大率上人之求取无厌，而市者之赏鉴难得，自非巨富而护名，何苦而居难售之货？此亦天下之通弊也。
唐陶雅为歙州刺史，责李超云：“尔近所造墨殊不及吾初至郡时，何也？对曰：“公初临郡，岁取墨不过十挺，今数百挺未已，何暇精好为？”噫！今之守令取墨，岂直数百挺而已耶。
古人养墨，以豹皮囊，欲远其湿。又云：宜以漆匣密藏之，欲滋其润。
今人谓纸始造于蔡伦，非也。西汉《赵飞燕传》：“箧中有赫蹄书。”应邵云：“薄小纸也。”孟康曰：“染纸令赤而书，若今黄纸也。”则当时已有纸矣。但伦始煮谷皮、麻头及敝布、鱼网，捣以成纸，故纸始多耳。
澄心堂纸，今尚有存者，然余见之不多，未敢辨其真伪也，宋笺差可辨耳。陈后山云：“澄心堂乃南唐烈祖节度金陵之燕居也，世以为元宗书殿，误矣。”蔡端明云：“其物出江南池、歙二郡，今世不复作。蜀笺不耐久，其余皆非佳品。宋时去南唐不远，此纸散落人间尚多，今则绝无而仅有。”梅圣俞有诗谢欧公送澄心堂纸云：“江南李氏有国日，百金不许市一枚。当时国破何所有？帑藏空竭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