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文集-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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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给秦山拍了片子，告诉三天后再来。三天后秦山夫妇又搭着费喜利家进城卖菜的马车去了医院。医生悄悄对李爱杰说：“你爱人的肺叶上有三个肿瘤，有一个已经相当大了。你们应该到哈尔滨做进一步检查。”
李爱杰小声而紧张地问：“他这不会是癌吧？”
医生说：“这只是怀疑，没准是良性肿瘤呢。咱这儿医疗条件有限，无法确诊，我看还是尽早去吧，他这么年轻。”
“他才三十七虚岁。”李爱杰落寞地说，“今年是他本命年。”
“本命年总不太顺利。”医生同情地安抚说。
夫妻俩回到礼镇时买了几斤梨，粉萍见父母回来都和颜悦色的，以为父亲的病已经好了，就和秦山抢梨吃。也许梨的清凉起到了很好的祛痰镇咳作用，当夜秦山不再咳了，还蛮有心情地向李爱杰求温存。李爱杰心里的滋味真比调味店的气味还复杂。答应他又怕耗他的气血使他情况恶化，可不答应又担心以后是否还有这样的机会。整个的人就像被马蜂给蜇了，没有一处自在的地方，所以就一副尴尬的应付相，弄得秦山直埋怨她：“你今晚是怎么了？”
第二天李爱杰早早就醒来，借着一缕柔和的晨光去看秦山的枕头。枕头干干净净的，没有一丝血迹，这使她的心稍稍宽慰了一些。心想也许医生的话不必全都放在心上，医生也不可能万无一失吧。两口子该做啥还做啥，拔土豆地里的稗草、给秋白菜喷农药、将大蒜刨出来编成辫子挂在山墙上。然而好景不长，过了不到一周，秦山又开始剧烈咳嗽，这次他自己见到咯出的血了，他那表情麻木得像蜡像人。
“咱们到哈尔滨看看去吧。”李爱杰悲凉地说。
“人一吐血还有个好吗？”秦山说，“早晚都是个死，我可不想把那点钱花在治病上。”
“可有病总得治呀。”李爱杰说，“大城市没有治不好的病。况且咱又没去过哈尔滨，逛逛世面吧。”
秦山不语了。夫妻二人商量了半宿，这才决定去哈尔滨。李爱杰将家里的五千元积蓄全部带上，又关照邻居帮她照顾粉萍、猪和几只鸡。邻居问他们秋收时能回来么？秦山咧嘴一笑说：“我就是有一口气，也要活着回来收最后一季土豆。”
李爱杰拍了一下秦山的肩膀，骂他：“胡说！”
两人又搭了费喜利家进城卖菜的马车。费喜利见泰山缩着头没精打采，就说：“你要信我的，就别看什么病去。你少抽两袋烟，多活动活动就好了。”
“我见天长在土豆地里干活，活动还算少吗？”秦山干涩地笑了一声，说，“看什么病，陪咱媳妇逛逛大城市去，买双牛皮鞋，再买个开长权的旗袍。”
“我可不穿那东西给你丢人。”李爱杰低声说。
两个人在城里买了一斤烙饼和两袋咸菜，就直奔火车站了。火车票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贵，而且他们上车后又找到了挨在一起的座位，这使他们很愉快。所以火车开了一路李爱杰就发出一路的惊诧：
“秦山，你快看那片紫马莲花，绒嘟嘟的！”
“这十好几头牛都这么壮，这是谁家的？”
“这人家可真趁，瞧他家连大门都刷了蓝漆！”
“那个戴破草帽的人像不像咱礼镇的王富？王富好像比他瓷实点。”
秦山听着妻子恍若回到少女时代的声音，心里有种比晚霞还要浓烈的伤感。如果自己病得不重还可以继续听她的声音，如果病入膏肓，这声音将像闪电一样消失。谁会再来拥抱她温润光滑的身体？谁来帮她照看粉萍？谁来帮她伺候那一大片土豆地？
秦山不敢继续往下想了。
两人辗转到哈尔滨后并没心思浏览市容，先就近在站前的小吃部吃了豆腐脑和油条，然后打听如何去医院看病。一个扎白围裙的胖厨子一下子向他们推荐了好几家大医院，并告诉他们如何乘车。
“你说这么多医院，哪家医院最便宜？”秦山问。
李爱杰瞪了秦山一眼，说：“我们要找看病最好的医院，贵不贵都不怕。”
厨子是个热心人，又不厌其烦地向他们介绍各个医院的条件，最后帮助他们敲定了一家。
他们费尽周折赶到这家医院，秦山当天就被收入院。李爱杰先缴了八百元的住院押金，然后上街买了饭盒、勺、水杯、毛巾、拖鞋等住院物品。秦山住的病房共有八人，有两个人在吸氧气。在垂危者那长一声短一声的呼吸声中有其他病人的咳嗽声、吐痰声和喝水声。李爱杰听主治医生讲要给秦山做CT检查，这又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但李爱杰豁出去了。
秦山住院后脸色便开始发灰，尤其看着其他病人也是一副愁容惨淡的样子，他便觉得人生埋伏着的巨大陷阱被他踩中了。晚饭时李爱杰上街买回两个茶蛋和一个大面包。与秦山邻床的病人也是中年人，很胖，头枕着冰袋，他的妻子正给他喂饭。他得的好像是中风，嘴歪了，说话含混不清，吃东西也就格外费力；喂他吃东西的女人三十来岁，齐耳短发，满面憔悴。有一刻她不慎将一勺热汤撒在了他的脖子上，病人急躁地一把打掉那勺，吃力地骂：“婊子、妖精、破鞋——”女人撇下碗，跑到走廊伤心去了。
李爱杰和秦山吃喝完毕，便问其他病人家属如何订第二天的饭，又打听茶炉房该怎么走。大家很热心地一一告诉她。李爱杰提着暖水瓶走出病室的门时天已经黑了，昏暗的走廊里有一股阴冷而难闻的气味。李爱杰在茶炉房的煤堆旁碰到那个挨了丈夫骂的中年妇女，她正在吸烟。看见李爱杰，她便问：
“你男人得了什么病？”
“还没确诊呢。”李爱杰说，“明天做CT。”
“他哪里有毛病？”
“说是肺。”李爱杰拧开茶炉的开关，听着水咕噜噜进入水瓶的声音。“他都咯血了。”
“哦。”那女人沉重地叹息一声。
“你爱人得了中风？”李爱杰关切地问。
“就是那个病吧，叫脑溢血，差点没死了。抢救过来后半边身子不能动，脾气也暴躁了，稍不如意就拿我撒气，你也看见了。”
“有病的人都心焦。”李爱杰打完水，盖严壶盖，直起身子劝慰道，“骂两句就骂两句吧。”
“唉，摊上个有病的男人，算咱们命苦。”女人将烟掐死，问：“你们从哪里来？”
“礼镇。”李爱杰说，“坐两天两夜的火车呢。”
“这么远。”女人说，“我们家在明水。”她看着李爱杰说，“你男人住的那张床，昨晚刚抬走一位。才四十二岁，是肝癌，留下两个孩子和一个快八十的老母亲，他老婆哭得抽过去了。”
李爱杰提水壶的胳膊就软了，她低声问：“你说真要得了肺癌还有救吗？”
“不是我嘴损，癌是没个治的。”那女人说，“有那治病的钱，还不如逛逛风景呢。不过，你也别担心，说不定他不是癌呢，又没确诊。”
李爱杰愈发觉得前程灰暗了，不但手没了力气，腿也有些飘，看东西有点眼花缭乱。
“你家在哈尔滨有亲戚吗？”
“没有。”李爱杰说。
“那你晚间住哪儿？”
“我就坐在俺男人身边陪着他。”
“你还不知道吧，家属夜间是不能呆在病房的，除非是重病号夜间才允许有陪护。看你的样子，家里也不是特别有钱的，旅店住不起，不如跟我去住，一个月一百块钱就够了。”
“那是什么地方？”李爱杰问。
“离医院不远，走二十分钟就到了。是一片要动迁的老房子，矮矮趴趴的。房东是老两口，闲着间十平方米的屋子，原先我和那个得肝癌病的人的老婆一起住，她丈夫一死，她就收拾东西回乡下了。”
“太过意不去。”李爱杰说，“你真是好心人。”
“我叫王秋萍。”女人说，“你叫我萍姐好了。”
“萍姐。”李爱杰说，“我女儿也叫萍，是粉萍。”
两个女人出了茶炉房，通过一段煤渣遍地的市道回到住院处的走廊。她们一前一后走着，步履都很沉重。一些病人家属来来往往地打水和倒剩饭，卫生间的垃圾桶传出一股刺鼻的馊味儿。
秦山在李爱杰要离开他跟王秋萍去住的时候忽然拉住她的手说：“爱杰，要是确诊是癌，咱可不在这遭这份洋罪，我宁愿死在礼镇咱家的土豆地里。”
“瞎说。”李爱杰见王秋萍在看他们，连忙抽回手，并且有些脸红了。
“你别心疼钱，要吃好住好。”秦山嘱咐道。
“知道了。”李爱杰说。
房东见王秋萍又拉来新房客，当然喜不自禁。老太太麻利地烧了壶开水，还洗了两条嫩黄瓜让她们当水果吃。那间屋子很矮，两张床都是由砖和木板搭起来的，两床中央放着个油漆斑驳的条形矮桌，上面堆着牙具、镜子、茶杯、手纸等东西。墙壁上挂着几件旧衣裳，门后的旮旯里有个木盖马桶。这所有的景致都因为那盏低照度的灯泡而显得更加灰暗。
王秋萍和李爱杰洗过脚后便拉灭了灯，两人躺在黑暗中说着话。
“刚才看你男人拉你手的那股劲，真让我眼热。”王秋萍羡慕地说，“你们的感情真深哪。”
“所以他一病我比自己病还难受。”李爱杰轻声说。
“唉，我男人没病前我俩就没那么好的感情，两天不吵，三天早早的。他病了我还得尽义务，谁想这人脾气越来越随驴了。我伺候了他三个月了，他的病老是反复，家里的钱折腾空了，借了一屁股的债，愁得我都不想活了。两个孩子又都不立事，婆婆还好吃懒做，常对我指桑骂槐的。”
“你家也靠种地过日子？”李爱杰问。
“可不，咱也是农民嘛。前年他没病时跟人合开了一个榨油坊，挣了几千块钱，全给赌了。”
“那你的钱怎么还呢？”
“我现在就开始干两份活了。”王秋萍说，“每天早晨三点多钟我就到火车站的票房子排队买卧铺票，然后票贩子给我十五块钱。中午我给一家养猪厂到几家饭店去收剩饭剩菜，也能收入个十块八块的。一天下来，能有二十几块吧。”
“你男人知道你这么辛苦吗？”
“他不骂我就烧高香了，哪还敢指望他疼我。”王秋萍长长叹口气，“他将来恢复不好，真是偏瘫了，我后半辈子就全完了。有时候真巴不得他——”
李爱杰知道她想说什么，她在黑暗中吃惊地“啊”了一声。
“你要是摊上了就知道了。”王秋萍乏力地说，“要是你男人真得了癌，得需要一大笔钱，还治不出个好来。到时我帮你联系点活干，卖盒饭、给人看孩子、送牛奶……”
王秋萍的声音越来越细，沉重的疲惫终于遏止了她的声音，将她推入梦乡。李爱杰辗转反侧，一会儿想秦山在医院里能否休息好、夜里是否咳嗽，一会儿又想粉萍在邻居家住得习惯吗，一会儿又想礼镇南坡她家那片土豆地，想得又乏又累才昏昏沉沉睡去。等到醒来后天已经大亮了，房东正在扫地，有几只灰鸽子在窗台前咕咕叫，王秋萍的铺已经空了。
“夜里睡得踏实吗？”房东热情地问。
“挺香的。”李爱杰说，“一路折腾来的乏算是解了。”
房东一边忙活一边絮絮叨叨问李爱杰一些事。男人得的什么病呀，家里几口人呀，住几间房呀。她告诉李爱杰，王秋萍一大早就上火车站排队买卧铺票去了，让她早起后到街角买个煎饼馃子吃。
李爱杰洗过脸，就沿着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