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花枝乱颤-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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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孤傲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孤傲得起来的，孤傲也是要有资本的。相貌与才华，就是袁真被人公认了的资本。我不想说她漂亮，漂亮这个词对她来说太俗气，也太轻飘了。我宁愿说她美，她的端庄，她的清秀，她的匀称，她的素净，甚至于她的矜持，都是这种美的组成部分。她也化妆打扮，但不显山不露水；她从不穿过于暴露的衣服，但即使是一身严谨的职业套装，也包裹不住她特有的往外散发的女性魅力。
总之，这是一个让人过目不忘，回味经久的女人。她的才华更是一把搁在口袋里的尖锥，早就露了头角的。她能写一手好文章，被列为机关里屈指可数的笔杆子之一。这不是说她的文章里就没有套话，做官样文章，套话必不可少，关键是她的套话总是套得恰到好处；而她的文字呢，却感性得很，即准确又灵动，在言语的背后有着强大的逻辑力量。她并不在写报告的职位上，在八楼办公的常委们，要做某种报告时，却时不时地点名要她来捉笔。
所以，在别人眼里，具体来说，在机关干部们的眼里，这样一个才貌双全的女子，是早该提拔了的。可是，在机关工作十几年了，她连我都不如，我还有个实职，她连个实职都没有，还只是个主任科员，非领导职务。虽然别人也袁科长袁科长地叫，在我听来，那称呼是十分的刺耳的。
曾经有好多次，都风传她要提了，到后来却总是落空。这风传常常与秘书长喜欢许愿有关，而在机关里，表面上守口如瓶，讳莫如深，却是没有什么秘密可言的，与人事有关的事更是比电波传得还快。旁人一听说，就觉得这回袁真有戏了。这一次就是如此，一个月前，秘书长给袁真布置一个写材料的任务时，就给她许了一个愿，说只要好好完成任务，一旦有提拔的机会，组织上首先就考虑她。其实，在推荐和申报的权力范围内，组织上就是秘书长。可结果到了民主推荐这个程序时，“组织上”却以年轻化的名义在被推荐人的年龄上设了限，推荐了某个副书记的秘书，将袁真排除在外了。自然，袁真无论如何也不是副书记秘书的竞争对手，不过，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有很多人投了她的票，其中也包括我。
事后，也就是今天下午，秘书长怕袁真想不通，便找她去谈话，做她的思想工作。秘书长经常将他的政工师职称炫示于人，说做思想工作是他的政治优势，也是他的强项。此言不虚，非但是他的强项，简直是他的嗜好。秘书长习惯于先给人许愿，许的愿实现不了，再以组织的名义做思想工作，侃侃而谈，不厌其烦，一直做到即使你心不服，也要你口服了才会放你走。这有一点像游戏，或许就因为带点游戏的性质吧，秘书长可以说是乐此不疲。当然，秘书长也是一片好心，人在失望的时候最需要的就是重燃希望之火，否则，人生还有什么意思？不过，秘书长的领导艺术再好，诲人的技巧再高，对袁真也没用，否则她就不会从秘书长办公室出来后感到烦闷，要到楼顶去透气，从而导致这么一场意外。
不过说句公道话，秘书长基本上是个说话算数的人，他给人许的愿，大部分还都落实了的。在这个问题上，袁真还真不能怨天尤人，她自己有些工作没做到场。其实在推荐之前，我在电梯里遇到她时还特意提醒过她。我说：“袁真，秘书长那里做工作没有？”
袁真似乎有点不明白：“做什么工作啊？”
我笑了笑，伸出两个指头做了个点钞票的动作。
袁真淡然一笑，就不作声了。我的话她不可能不懂，现在的莲城，给领导送礼是约定俗成的普遍现象，没有什么说不得的。但她显然不认同，我清楚地看见一丝不屑的神色从她的嘴角流了出来。
常言说得好，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不会掉馅饼，舍不了孩子打不了狼。这个袁真似乎连常识都没有。你又孤傲，又不送红包，难道还要别人求你不成？这样一来，提拔不成不说，联系到另外一件陈年往事，事情就愈发的复杂了，就不仅仅是对领导不尊重了。
那件事发生在十五年前，那时，我和袁真都刚进机关不久。忽然有一天，我们被抽到一个调查组，去青山县青云乡调查市委工作组组长骚扰一个中学女教师的事。调查组有三个人，我和袁真都是成员，组长是市委办的纪检室主任。袁真是负责做记录的，不用开口，将听到的记下就行了。可即使是这样，袁真也被那位叫廖美娟的女教师赤裸裸的话羞得抬不起头来。那时，她虽然也不小了，可还像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等到与那位被控告的工作组长谈话时，袁真的脸就更红了，头低得几乎垂到了膝盖上，因为工作组长激烈地辨称，他的手只到过女教师的哪些哪些部位，某些隐秘的地方是绝对没有光顾过的，而且根本没有暴露过自己的某些器官。工作组长委屈之极，口口声声恳请娘家来的领导替他做主，不能让女教师的污蔑毁了他的前程。说到激动处，他竟扑通一声跪了下来，将袁真吓了一大跳，笔都落到了地上，脸也胀红了。调查陷入了困境。正当我们一筹莫展之时，廖美娟却突然找到了我们，坦白说这一切都是她的不实之词，她是与工作组长有过一些亲密接触，但都是她主动的，她之所以投怀送抱，是另有所图，想让组长帮忙将她调到县里去工作，而她之所以写信诬告他，是因为他拒绝了她，她一气之下才做了错事，工作组长没有被她的糖衣炮弹打倒，他是党的好干部，我们应当表扬他而不是处理他，她愿意为此事承担该承担的一切责任。事情总算弄清楚了，我们对廖美娟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对工作组长也做了某种程度的抚慰和告诫，就回到了市里。
按说这么一件事，过去也就过去了，不会对我们有什么影响的。可是世事难料，谁知道，那位叫吴大德的工作组长扯起了顺风帆，后来在下面当了副县长、县长、县委书记，一级一级地往上升，三年前竟回到市里做了我们的秘书长！第一次在会场听新来的吴秘书长讲话时，我和袁真面面相觑，无有话说。面对一个曾对自己下过跪的上级领导，我们内心的复杂和尴尬可想而知。我希望吴大德秘书长不是鸡肠小肚之人，忘掉这样不愉快的事是明智的。事实上，此后吴大德见到我时总是谈笑风生，脸上从没有一丝往事的痕迹。我呢，也尽量装着早忘了这事，我相信，在一堆衷心的赞颂之词和一脸谦恭的笑容面前，吴大德是可以忽略过去的印象的，尽管我也时不时地怀疑，我在仕途上的徘徊不前与此不会没有关系。宰相肚里可撑船，我宁愿相信吴大德是一位这样的宰相。
四
但是，即使秘书长真的忘记了过去的难堪，像袁真这样处理与领导的关系，也是有害无益的。吴大德秘书长很有可能认为她在轻视他。平心而论，如果我徐向阳是吴大德，我也会不喜欢她，也不会提拔她。人心都是肉长的，谁不喜欢摸顺毛呢？
可是，我为何对袁真总有一点敬重之心呢？就因为我还不是一个秘书长？
从办公室到机关宿舍区只有不到十分钟的路程。袁真脚步匆匆，木着脸穿过众多暧昧的目光回到家中，才发觉忘了去菜场买菜了。她坐在沙发上，脑子一片空白。
丈夫方为雄回来了，一脸焦灼，边蹭鞋边说：“怎么不接电话？急死我了！”
袁真从包里掏出手机一看，有九个未接电话，淡淡地说：“我把手机呼叫设置成振动了，没听见。”
方为雄坐到她身边，迫不及待地问：“到底怎回事？”
“你也知道了？”
“都满城风雨了，还能不到我耳朵里来？你究竟怎么了？”
袁真说：“我到楼顶去透气，被人说成了要跳楼，就这么回事。你也信以为真？”
方为雄说：“我当然不信，别人不了解你我还不了解？你是真清高，决不会为一顶小小的乌纱帽折腰。可我不信有什么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我是有口难辩！那恶劣影响都散发出去了！你也真是吃饱了撑的，哪里不能透气，跑到楼顶上去干什么？现在是提拔干部的敏感时期，你又是那么个状况，人家当然有理由猜测你议论你。”
袁真心里很堵，说：“这么说来，是我错了？”
“不是你错了，难道是别人错了，是组织上错了？”
“好好，就算我错了，我错了我自己来承担，跟你没关系。”袁真摆摆手，不想跟他说了。
方为雄丧气得很：“说得轻巧，你是我老婆，能没关系？人家说你，能不联想到我？市委领导对我能不有微妙的看法？在机关工作这么多年了，还这么不谨慎！这影响不知要多久才能消除。”
“如果连累你了，我只能对你说声对不起……算了，说也无益，不说了。我不想做饭了，叫食堂送两份煲仔饭来吧。”
袁真去拨电话，方为雄拦住她：“不用叫了，我们都出去吃吧，各请各的朋友，顺便做点解释，多少消除一点影响。这个时候，你越不露面，越是弄假成真。”
“机关这么多人，你解释得过来？越解释人家才越信以为真呢！”袁真觉得他的想法简直可笑，“要去你去吧，谣传就是谣传，我懒得理。”
“你呀，要不是这么犟，何至于走到今天这一步……”
方为雄很不高兴，叹了一口气，夹上他的黑皮包出门去了。
袁真默默地看着方为雄消失在门外。丈夫的背影有点驼，像是负荷着某种重物，看上去令人难受。丈夫说她犟，那个犟字的含义是十分丰富的，她心里非常清楚。她比方为雄还早进机关，可是在他眼里，她这机关干部是做得很失败的。她对丈夫也有一个字的评价，那就是俗。她的想法只在心里，从来没有明说过。她实在不愿意用这个字来说丈夫，她觉得说丈夫的同时也是对自己的贬低。如果说过去丈夫的俗还只是她的一种感觉，一种担心，那么后来的一件小事就使这感觉和担心落到了实处。
那一天，她去教育局办事，正好碰上开会，她亲眼看到身为纪检组长的方为雄于众目睽睽之下替坐在一旁的局长脱下外衣，拍打拍打衣襟，又吹吹领子上沾的头屑，再小心翼翼地挂到椅背上。那一刹那间，袁真羞得满面通红，恨不能钻到墙里头去。丈夫的神态，特别是那个吹衣领的动作，太奴颜了，太下作了，也太令她难受了。她事没办成就跑掉了。
但是，从此之后，她就逃不掉那个场景的纠缠，一不小心，它就会在某些关键的时刻浮现在她的脑际。好几次与丈夫做爱时，它就不请自来，成为高潮遥不可及的原因。方为雄经过多年努力，终于成了副处级干部，现在正在为挪个位子当副局长而奋斗，副局长与纪检组长级别相同，但权力大得多，而且叫起来也好听得多。她今天的这场意外，无疑对他的仕途有负面影响，他有理由不高兴。但是，他有没有想过妻子的感受呢？
窗子不知不觉黑了下来，袁真拉上窗帘，打开了灯。电话铃急促地振响，来电显示屏上有号码，但她看都不看就将电话挂掉了。谁的电话她都不想接，她想象得到别人会说些什么话，无非是打探、安慰和怜悯，兴许还有幸灾乐祸。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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