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传-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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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纠葛，变得日益尖锐起来。比方说，原先共产党人拟定的“左联”发起人名单中，是没有郁达夫的，因为鲁迅狼诧异：“怎怎么没有郁达夫？”才勉强添补上。可郁达夫这个人，身上实在没有多少“左翼”的气味，平常处世，倒多半是一派名士风度，散曼得很。他很少参加“左联”的活动，后来还干脆写了一封信给“左联”。说他不能常来开会。“左联”和它隶属的“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的实际主持人，都是组织性颇强的共产党员，怎么能容忍这件事？一怒之下，就把郁达夫开除了。这自然使鲁迅极不高兴，你们怎么能把我介绍的这样一位文坛宿将，随意开除呢？到一九三二年，因为批评“左联”刊物《文学月报》上的一首诗，鲁迅又得罪了这份”刊物的主编周扬。偏巧从第二年开始，周扬成为“左联”中的共产党负责人，于是鲁迅和周扬的个人矛盾，就演化为他和“左联”中一群共产党人的矛盾，说起来也真是冤枉，鲁迅所以要批评那首诗，正是听了“左联”中另一位共产党员冯雪峰的建议，因此，他当初和创造社、太阳社那批年轻人之间的一点意气，现在却和他与“左联”中的共产党人的矛盾，和这些共产党人自己之间的矛盾，都纠缠在一起，怎么也解不开了。
既然解不开，矛盾就势必要逐渐激化。一九三三年春，“左联”的四位成员联名发表文章，替《文学月报》上的那首诗辩护，斥责鲁迅是“右倾机会主义”，是“带着白手套的革命家”。１０一九三四年，则又有一位“左联”的青年成员化名“林默”，说鲁迅当时在报纸副刊上发表的短文是“花边文学”，“往往渗有毒汁……”１１也就在这一年，周扬等人以“内奸”的嫌疑，革去了与鲁迅素来亲近的胡风的左联书记的职务，使鲁迅非常不满。本来胡风当书记时，他每月捐二十元钱作“左联”刊物的印刷费，周扬们这样一来，他就不捐了。周扬便在背后指责鲁迅“吝啬”，这话后来传入鲁迅耳中，自然更添一份厌恶。到一九三五年夏天。又有一位一左联”中的共产党员化名指责鲁迅，说他和敌人“调和”，而使追随他的青年人“死得不明不白”。１２攻击的言辞，是一次比一次激烈了。类似这样的事情，当然不止我举出的这几件；鲁迅又特别敏感，几乎每一次都能猜出化名攻击者的真实面目，他的反击，就往往相当厉害。当初你成仿吾骂我是“有闲，有闲，还是有闲”，我就干脆将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九年的杂文集名为《三闲集》，且在序言中指明，这是“射仿吾也”。你林默扣我一顶“花边文学”的帽子，我就干脆摘来作这些短论的总名，而且也在序言中指明：“这一个名称，是和我在同一营垒里的青年战友，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射给我的。”１３他更用种种不指名的方法，回敬周扬和他的同志。譬如编自己和许广平的通信集，他就屡屡在旧信中插进新的议论，像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三日的那一封，原就有自己和青年人合作而总无好结果的慨叹：“每每终于发见纯粹的利用，连‘互’字也安不上，被用之后，只剩下耗了气力的自己一个”，鲁迅重抄时。就特意添写道：“有时候，他还要反而骂你；不骂你，还要谢他的洪恩，”１４这就明显是针对周扬那一类人，是借昔日的牢骚，来抒遣今天的不满了。有时候，他甚至将这种不指名的斥责直接送到那化名攻击他的人面前，譬如他知道了是田汉化名攻击他，就在寄给田汉当主编的《戏》周刊的文章中，直截了当地写道：“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僧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１５
鲁迅是个记仇的人。一九一二年在南京，他和朋友寻访旗营旧址，只见一片烧黑了的断壁残垣，几个满族老妇人如小鼠般蛰居其内，情景非常悲惨，可他谈起当年骑马过旗营时遭受的辱骂，语气间仍有余恨。对时隔多年的往事，他尚且如此，现在和“左联”中那批共产党人的矛盾，可谓旧隙添新怨，他的怒气就更难以抑制。偏偏周扬那些年轻人，血气方刚，对鲁迅的不满还有增无减。一九三六年春天，他们按照来自“共产国际”内的中共代表的指示，突然将“左联”解散，另外建立一个几乎将上海文学界的各种头面人物都包容在内的“文艺家协会”，又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取代原先的“无产阶级文学”——几乎是一个急转弯。在这整个急转弯的决策过程中，鲁迅身为“左联”盟主，明确表示反对，却毫无作用，周扬们只是派人将自己的决定通知他，并不管他是否赞同。这无疑是火上浇油，惹得鲁迅大怒了。他向来就讨厌别人利用他，虽然一次次压下火气，重新与人合作，这火气却不会消散，反而因为在内心重叠积压而酿成更大的爆破性。周扬们这一次解散“左联”，恰恰在这一点上激怒了鲁迅：当初你们三番五次来找我，一定要按我坐在“左联”的第一把椅子上，现在说解散就解散，这岂不是太过分了？你们这样对待我，我又何必再和你们搅在一起呢？于是，他先对替周扬传话的茅盾说：“对他们这班人，我早已不信任了！”１６又写信通知他和周扬之间的另一名传话人徐懋庸：“我希望这已是我最后的一封信，旧公事全部从此结束了。”１７他坚决不参加那个“文艺家协会”，还公开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作为旗帜，竖在周扬的“国防文学”对面。当收到徐懋庸固此写来的批评信，责备他“助长着恶劣的倾向”时，更是怒不可遏，对朋友说：“写这信的虽是他一个，却代表着某一群。”１８他针锋相对，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回信，还送出去公开发表。他在信中斥责周扬佩“大半不是正路人”，是“借革命以营私”，甚至说他“怀疑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１９直到逝世前一个月，病在床上，还写信向朋友表示：“这里的有一种文学家，……他们自有一伙，狼狈为奸，把持着文学界，弄得乌烟瘴气。我病稍愈，还要给以暴露的，那么，中国文艺的前途庶几有救”，２０简直是将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这群共产党人了。
可这样一来，他的处境就非常尴尬。他已经和国民党政府为敌，现在又和身边的盟友决裂，他该怎么办？是干脆采取绥惠略夫式的“独战”的立场，对社会上的所有黑暗——不管它在朝还是在野——宣战？还是努力缩小这个决裂的影响，依旧坚守原来的战位？看起来，他是采取了后一方法。他依旧将官方视为主要的敌人，只要有可能，就竭力对社会隐瞒自己和那些共产党人的矛盾。这样做当然很苦，他在私人通信中忍不住要抱怨：“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对于外国人，我避而不谈，不得已时，就撒谎。……此所谓‘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也。”２１不过，抱怨归抱怨，那“我们”和“别人”的内外界限，是分得相当清楚的，当然，矛盾越演越烈，最后总是掩不住；即使能够掩饰住，也只是瞒过别人的眼睛，并不能消除鲁迅自己的疑惑，因此，他一面对别人“撒谎”，一面又晴暗地向自己解释。他说共产党内并不是只有成仿吾和周扬这样的人，也还有瞿秋白和冯雪峰这样的人；他说周扬们都只是青年知识分子，并非真正的无产阶级，他们虽然不成器，却并不证明他对“无产者”的“将来”的信仰也不能成立；他更说，这些人其卖和他以前领教过的那种激进青年－－如高长虹之类－－是差本多的人、甚至和他深恶的那批绅士学者也有许多相通的地方……我相信，多半正是类似这样的自我譬解，使他在给徐懋庸的公开情中，能那样明确地将周扬们和“革命”区分开来，说他们是在“借”革命以营“私”；我甚至猜想，他所以要添上“怀疑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这样的重话，除了发泄怒气，也是为了再次强调这个区分吧。为了稳住自己的战斗立场，他真是煞费苦心。
但是，他再怎样说，也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成仿吾和钱杏村也好，周扬和徐懋庸也好，他们都是向国民党官方作坚决斗争的共产党人，在基本的政治态度上，正和自己大致相同。因此，即便“左联”解散以后，他依然得承认他们是“革命者”，就在给徐擞庸的那封信中，他那样痛斥周扬，最后也还是要补充一句：这个人“也许别有他的优点。也许后来不复如此，仍将成为一个真的革命者。”有位青年人向他询问是否该加入那个“文艺家协会”，他回信说：“我看他们＇指周扬等人＇倒不见得有很大的私人的企图，不过或则想由此出点名，……”２２语气就颇为谨慎。他其实心里明白，他对周扬们的最大的憎恶，是他们明明不尊重他，却又要借重他，利用他，可恰恰在这一点上，他们的作法有相当的代表性，李立三找他提要求，不就是如此吗？话再说回来，倘是一个满身绿林气的造反者，他对鲁迅这样的知识分子，又怎么会有真正的尊重呢？所以，他和周扬们的矛盾，其实是体现了一个试图坚持精神独立的知识分子，和一个讲究实际利害的政治集团的矛盾。因为面临共向的敌人，他们似乎是联合了，但在骨子里，他们其实是两路人。一九三四年底他对朋友说：“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２３明知道那些人口是心非，并非真正的战友，却依旧看他们是自己的后方，依旧想“正对”前面的敌人：他确实是不愿意放弃原先的立场。可是，你仔细体味一下那“横站”的含义，想象一下他“瞻前顾后，的杯态，这和绥惠略夫式的绝望的独战，又相差多少呢？他在社会战场上的尴尬境遇，已经化解不了，他就是再不情愿，也只能承认，他是又一次陷入穷途了。
自去日本留学开始，他一次又一次地压制住沮丧的情绪。重新上路去开辟通途。可是，三十年跋涉下来，竟还是落入此路不通的困境，他的奋斗意志再坚韧，恐怕也难以为继吧。他内心的创伤已经那样深刻，种种颓唐、猜疑的病态情绪，一直在心头翻腾不已，再添上“左联”内江这么个碰壁的大刺激，他几年来苦苦营造的奋斗者的心态，自然就会开始崩坍。越是看清楚自己的真实处境，他就越不自觉地要往魏连殳式的思路上退缩。不但看清楚民众的“虚伪”，重新用大力鞭挞他们，也不但厌恶成仿吾和周扬那一类共产党人，公开和他们拉开距离。他这厌恶的范围还日益扩大，有时候简直是要网住他见到的多数文人和青年了。
他加入“左联”的最初两年里，常常指摘北京的文人。他多次批评未名社的几位年轻成员；也用了刻毒的语气，在私人通信中贬斥当年办《语丝》的一批老朋友。他对胡适的不满，也在这个时候公开爆发，不但在北京对大学生演讲时，直截了当地指斥胡适，还在上海的报刊上发表文章，接二连三地攻击他。倘借用当时那“京派”、“海派”的名称，你可以说他正是背靠“海派”，一径向着“京派”开火。可是，他这个姿态很快就变了。一九三二年冬天他从北京写情给许广平，对京沪两地文人的评价就几乎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