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传-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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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是个牺牲者，因为牺牲本身有正面的意义，他这自辟就能有效果；现在他又对自己说，你必然是个受冷落者，碰钉子者，可无论受冷落也好，碰钉子也好，本身都是很可怜的事情，这就等于说，你必然是个可怜的人，这样的自辟怎么会有用呢？他是为了自我辟解才重新解释知识分子的命运，可到头来，这样的解释只会更加重他的沮丧和消沉。直到一九二九年春末，他在北京对大学生演讲，仍然从“打倒知识阶级”的话题开始，仍然反复讲“巨大的革命，以前的革命文学者还须灭亡”，１５就说明他还是陷入这些问题里，先前的答案都不管用。
像自己这样一个作家，一个知识分子，在这残酷叵测的社会中究竟有什么用？他恐怕是再也不可能把这个深刻的惶惑逐出心底了。
整个的生存意义都成了疑问，剩下的就只有眼睛看得见。两手摸得着的物质生活了。一九二七年夏天，鲁迅对一位亲近的朋友说：“我想赠你一句话，专管自己吃饭，不要对人发感慨（此所谓‘人’者，生人不必说，即可疑之熟人，亦包括在内）。并且积下几个钱来”；又说他自己：“我已经近于‘刹那主义’，明天的事，今天就不想。”１６从先秦时代起，中国士人便有“义”、“利”之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夫子这一句名言，成为几千年来自居君子之位的士人的立身信条。到了鲁迅那一代人，脑筋虽然开通得多，不会再那样轻贬实际的物质利益，但把精神追求放在物质利益之上，依然是普遍的处世原则。固此，倘若他们公开宣称妄“积下几个钱”，那总是因为对精神的价值发生了怀疑。连知识分子的价值都找不到了，那又何必太拘束，徒然苦了自己呢、于是鲁迅明明在四月份就辞去了中山大学的全部职务，人也已经搬出了大学，却依然收下学校当局送来的五月份的薪水，并且对朋友说：“中大送五月份的薪水来，其中自然含有一点意思。但鲁迅已经‘不好’，则收固不好，不收亦岂能好？我于是不发脾气，松松爽爽收下了。”１７于是他到上海之后，明明已经对国民党深感失望，却依然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开始，从南京政府大学院＇即教育部＇领取每月三百元的“特约撰述员”薪水。一年以后，这笔钱改为“教育部编辑费”，他照领；甚至后来和国民党公开对立了，他也还是照领，一直领到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借用他的话说，这自然也“不好”，虽然是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主动送来的钱，它毕竟是国民党政府的官俸。你看一九二九年五月，许广平写信告诉他收到了这个月的钱：“中央行那张纸，今天由三先生托王＇鲁迅三弟周建人的妻子王蕴如＇去转了一个地方，回来的收据，放在平常的地方一起了，”１８用词如此，隐晦，处置又如此小心，连转帐都要借弟媳的名义，后来印行《两地书》时，更把这段话全部删去，就说明他自己也明自知道这“不好”。可他仍然按月收受；那种看破了“义”的虚妄，先管“利”的实益要紧的虚无情绪，不可谓不触目。一九二八年夏天，他更对一位朋友说：“处在这个时代，人与人的相挤这么凶，每个月的收入应该储蓄一半，以备不虞。”后来又一再重复：“说什么都是假的，积蓄点钱要紧！”一边说，神情还很激动，１９就本性讲，鲁迅的手其实很松，不说他对家人的长期资助，就在他劝人“积下儿个钱”的一九二七年，他也不止一次地拿出钱来，帮助陷于困厄的青年人，那位“有恒”便是其中的一个。因此，他这些似乎是极端重视物质实利的言行，正从另一面证实了“鬼气”在他内心的再次获胜，它竟能将一个在广州那样热烈地讴歌希望的人，这样快就逼入“刹那主义”的精神死角。
随着内心“鬼气”的再度上升，鲁迅那种挑剔人，不信任人的脾气，也又一次膨胀起来，你看他劝人储钱的理由，就是“人与人的相挤这么凶”。在北京时，他这脾气已经很大，但他似乎很少怀疑亲近的朋友，也尽量克制自己，不向熟识的青年人发火。可到厦门以后，他在这方面的克制力越来越弱。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他对许广平说：“即如伏园所办的副刊，我一定就也是被用的器县之一，”“前口因莽原社来信说无人投稿，我写信叫停刊，现在回信说不停，因为投稿又有了好儿篇。……现在从许多事情观察起来，觉他们之于我，大抵是可以使役时便竭力使役，可以诘责时便竭力桔责，可以攻击时自然是竭力攻击……”２０这里说的几个人，都是他非常亲近的年轻朋友，他却用这样重的话指责他们，他对人的怀疑已经是扩大到几乎所有人了。因此，他有时难免会产生“天下无一个好人”的感觉：“我其实还敢站在前线上，但发见当面称为‘同道’的暗中将我当傀儡或从背后枪击我，却比被敌人所伤重其悲哀。长虹和素园的闹架还没有完，……听说小峰也并不能将约定的钱照数给家里，而家用却没有不足……”２１从莽原社和未名社的青年朋友，到关系密切的书局老板，甚至到北平家中的母亲和朱安，他全用挑剔的眼光望过去。那一顶“暗中将我当傀儡的罪名，又何其宽泛，他的青年朋友当中，恐怕也没有谁能够逃脱了。对亲近者尚且如此、对较生疏者就更不用说。一位旧日的学生去拜访他，正遇他下课归来，面有倦容，便关切地建议他不妨搬一张椅子，坐着上课，不料他脸一沉：“你说坐着讲课好，那么搬张小床去讲，不是更适意吗？”２２简直是动辄发怒了。
迁居上海以后，他这脾气更发展了。以前多半还是对许广平私下发牢骚，现在却经常形诸辞色。林语堂是他极熟的朋友，他到上海的当天和第二天，林语堂都来探访陪伴。可有一次郁达夫请吃饭，席间为了几句活，他就勃然变色，与林语堂大吵起来，十多年的友情，从此变质。钱玄同更是他的老朋友了，可因为说过“人一过四十，便该枪毙”之类的话，引起他的不快，他一九二九年到北京，遇到钱玄同，竞拉下脸来，不和他说话，一对老朋友，从此也绝了交。与老朋友交往都如此严峻，他那“脾气大”的名声在上海就更大了。也在这一年秋天。他在家里招待一位东京留学时的老朋友，正巧两位年轻朋友章廷谦和柔石也在场。谈笑之间，那老朋友笑指鲁迅：“咳，你这个呆虫”，竟将章、柔二人吓了一大跳，他们面面相觑，生怕鲁迅受不了这个戏谑，会和那老朋友翻脸。２３你想想，他那神经过敏，容易发脾气的毛病，已经到了多么严重的地步。他在文字上，也不再掩饰对别人的恶意的湍测，一九二九年写有关《语丝》的回忆，就直截了当指责孙伏园当初办《语丝》，是拿他当“炸药”。２４他甚至也不再掩饰对母亲的不满。他到北京省母，去的时候自然是满怀孝心，可住不几天，他就写信向许广平发牢骚；返回上海之后，更对朋友说，他原想在北京家里多住几天，“后来一看，那边，家里是别有世界，我之在不在毫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早走了。”２５他以文字对朋友明确表示对母亲的不满，这是第一次。他当然知道自己有那样的名声，曾写信对人说：“我总觉得我也许有病，神经过敏，所以凡看一件事，虽然对方说是全都打开了，而我往往还以为必有什么东西在手中或袖子里藏着。但又往往不幸而中，岂不哀哉”。２６似乎是承认自己有病，却又说“往往不幸而中”，其实还是替自已辩护，并不真以为是神经过敏。像他这样的病态心理乡就是自己真想克服，也未必能够转变，他现在还不自觉，那就只能是愈益发展了。”
不用说，他这病态心理的阴影也自然会罩住景云里的那幢小楼。最初的兴奋和欢乐过去之后，他很快就会觉察到家庭生活的另外一面。一九二八年四月，一位青年朋友问他是否应该结婚，他回信说：“据我个人的意见，则似为禁欲，是不行的，中世纪之修道士，皆是前车。但染病＇指与妓女交往而染上梅毒之类＇是万不可的。……于是归根结蒂，只好结婚。结婚之后，也有大苦，有大累，怨天尤人，往往不免。但两害相权，我以为结婚较小。”２７虽然是劝人结婚，但语词之间，你看不到一丝对爱情和婚姻的浪漫热情。两年以后他又说：“爱与结婚，确亦天下大事，由此而定，”但爱与结婚，则又有他种大事，由此开端，此种大事，则为结婚之前，所未尝想到或遇见者，然此亦人生所必经（倘要结婚），无可如何者也。”２８他甚至断言，一个人结婚以后，“理想与现实，一定要冲突。２９鲁迅是很认真的人，别人郑重地来问他，他一定也是郑重地去回答：他明说是根据自己个人的意见，那他说的这些话，就多少是含有他亲身的体验。这些话当然都不错，两个相爱的人结婚，本来只是他们互相适应的漫长历程的起点，像鲁迅和许广平这样个性特别的人，互相适应的困难就尤其比一般人大，同居生活中远非罗曼蒂克的那一面，自然会逐渐显露出来。何况家庭并非一只密封的铁罐子，他们的恋爱同居，至少在鲁迅这一面，从一开始就不是他们而人间的事情，而是他向自己整个命运的一次夺路而逃式的抗争，他在家庭之外的种种遭遇，更必然会强有力地影响他们两人单浊相对时的心绪和气氛，他会将爱情和婚姻描述得这样透彻，应该说也很自然。但是，看看他说这些话的时间，离他们正式同居才半年多，我仍然觉得，他这透彻的认识是来得太快了。谁能想到，他在杭州度“蜜月”，快活得像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心底竟已经存着这样一份透彻的认识？与许广平同居，当然是给了他很大的慰藉，从身心两方面都增强了他对抗社会的力量，但同时，这恐怕也使他更深切地体验到了人性的复杂，人生的难于两全，而禁不住与那久久缠绕他的虚无情感，又添加一份深刻的共鸣。
他这样常常以恶意来揣测别人，是否就不再上当了呢？并不，他依旧免不了上当。与那位要作他“义子”的廖立峨的交往，自然是不用说了。一九二八年，一位自称姓黄的青年向他求诗，他认真写了四句寄去：“禹域多飞将，蜗庐腾逸民。夜邀潭底影，玄酒颂皇仁。”不料过了一段时间，却见一份官方色彩的杂志上登出这首诗，而且是用手迹制成封面，这才知道受了骗，就说明他还是缺乏警戒心。因此，看到他在二十年代晚期心绪如此恶劣，与熟人朋友动辄翻脸，对应该怀疑的人却每每丧失警惕，我就特别感到悲哀。他这多疑和易怒并不是表示他的为人之道的转变，而是证实了他对自己立身之道的惶惑的深广，他的精神危机的深重。倘说他与许广平同车离京南下，是开始了对内心“鬼气”的又一轮反抗，是从那精神“待死堂”的第二次逃离，那到这个时候，这反抗和逃离全都失败了，自从回国以来，那“鬼气”还从没有像现在这样重压过他。
注释
１鲁迅：《答有恒先生》，《而已集》，四十页。
２鲁迅：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日致李霁野信，《鲁迅书信集（上）》，一百三十七页。
３鲁迅：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九日致邵文榕信，《鲁迅书信集（上）》，一百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