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改变命运-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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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揖主义”是什么呢？请听我说：──
譬如早晨起来，来的第一客，是位前清遗老。他拖了辫子，弯腰曲背走进来，见了我，把眼镜一摘，拱拱手说：“你看！现在是世界不像世界了：乱臣贼子，遍于国中，欲求天下太平，非请宣统爷正位不可。”我急忙向他作了个揖，说：“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第二客，是个孔教会会长。他穿了白洋布做的“深衣”，古颜道貌的走进来，向我说：“孔子之道，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现在我们中国，正是四维不张，国将灭亡的时候；倘不提倡孔教，昌明孔道，就不免为印度波兰之续。”我急忙向他作了个揖，说：“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第三客，是位京官老爷。他衣裳楚楚，一摆一踱的走进来，向我说：“人的根。就是丹田。要讲卫生，就要讲丹田的卫生。要讲丹田的卫生，就要讲静坐。你要晓得，这种内功，常做了可以成仙的呢！”我急忙向他作了个揖，说：“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第44节：当一个人说不
第四五客，是一位北京的评剧家，和一位上海的评剧家，手携着手同来的。没有见面，便听见一阵“梅郎”“老谭”的声音。见了面，北京的评剧家说：“打靶子有古代战术的遗意，脸谱是画在脸孔上的图案；所以旧戏是中国文学美术的结晶体。”上海的评剧家说：“这话说得不错呀！我们中国人。何必要看外国戏；中国戏自有好处，何必去学什么外国戏？你看这篇文章，就是这一位方家所赏识的；外国戏里，也有这样的好处么？”他说到“方家”二字，翘了一个大拇指，指着北京的评剧家，随手拿出一张《公言报》递给我看。我一看那篇文章，题目是《佳哉剧也》四个字，我急忙向两人各各作了一个揖，说：“两位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第六客是个玄之又玄的鬼学家。他未进门，便觉阴风惨惨，阴气逼人，见了面，他说：“鬼之存在，至今日已无丝毫疑义。为什么呢？因为人所居者为’显界‘，鬼所居者，尚别有一界，名’幽界‘。我们从理论上去证明他，是鬼之存在，已无疑义。从实质上去证明他，是搜集种种事实，助以精密之器械，继以正确之试验，可知除显界外，尚有一幽界。”我急忙向他作了个揖，说：“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末了一位客，是王敬轩先生。他的说话最多，洋洋洒洒，一连谈了一点多钟。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八个字，发挥得详尽无遗，异常透切。我屏息静气听完了，也是照例向他作了个揖，说：“老先生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如此东也一个揖，西也一个揖，把这一班老伯，大叔，仁兄大人之类送完了，我仍旧做我的我：要办事，还是办我的事；要有主张，还仍旧是我的主张。这不过忙了两只手，比用尽了心思脑力唇焦舌敝的同他们辩驳，不省事得许多么？
何以我要如此呢？
因为我想到前清末年的官与革命党两方面，官要尊王，革命党要排满；官说革命党是“匪”，革命党说官是“奴”。这样牛头不对马嘴，若是双方辩论起来，便到地老天荒，恐怕大家还都是个“缠夹二先生”，断断不能有什么谁是谁非的分晓。所以为官计，不如少说闲话，切切实实想些方法去捉革命党。为革命党计，也不如少说闲话，切切实实想些方法去革命。这不是一刀两断，最经济最爽快的办法么？
我们对于我们的主张，在实行一方面，尚未能有相当的成效，自己想想，颇觉惭愧。不料一般社会的神经过敏，竟把我们看得像洪水猛兽一般。既是如此，我们感激之余，何妨自贬声价，处于“匪”的地位：却把一般社会的声价抬高──这是一般社会心目中之所谓高──请他处于“官”的地位？自此以后，你做你的官，我做我的匪。要是做官的做了文章，说什么“有一班乱骂派读书人，其狂妄乃出人意表。所垂训于后学者，曰不虚心，曰乱说，曰轻薄，曰破坏。凡此恶德，有一于此，即足为研究学问之障，而况兼备之耶？”我们看了，非但不还骂，不与他辩，而且还要像我们江阴人所说的“乡下人看告示”，奉送他“一篇大道理”五个字。为什么？因为他们本来是官，这些话说，本来是“出示晓谕”以下，“右仰通知”以上应有的文章。
到将来，不幸而竟有一天，做官的诸位老爷们额手相庆曰：“谢天谢地，现在是好了，洪水猛兽，已一律肃清，再没有什么后生小子，要用夷变夏，蔑污我神州四千年古国的文明了，”那时候，我们自然无话可说，只得像北京刮大风时坐在胶皮上一样，一壁叹气，一壁把无限的痛苦尽量咽到肚子里去；或者竟带这种痛苦，埋入黄土，做蝼蚁们的食料。
万一的万一竟有一天变作了我们的“一千九百十一年十月十日”了，那么，我一定是个最灵验的预言家。我说：那时的官老爷，断断不再说今天的官话，却要说：“我是几十年前就提倡新文明的，从前陈独秀、胡适之、陶孟和、周启明、唐元期、钱玄同、刘半农诸先生办《新青年》时，自以为得风气之先，其时我的新思想，还远比他们发生得早咧。”到了那个时候，我又怎么样呢？我想，一千九百十一年以后，自称老同盟的很多，真正的老同盟也没有方法拒绝这班新牌老同盟。所以我到那时，还是实行“作揖主义”，他们来一个，我就作一个揖，说：“欢迎！欢迎！欢迎新文明的先知先觉！”
所谓“作揖主义”，不是不坚持真理，不是当滥好人，而是不把时间花在与人无用的争论上，全心全意做自己的事情，用事实来说话。《论语·里仁》：“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就是这个道理。
《庄子·齐物论》提出“辩”的反命题，认为“辩无胜”……靠辩论获得的胜利没有意义：“即使我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胜若，若不吾胜，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大意：我和你辩论，你胜了，我输了，我说的就一定错误吗？我赢了，你输了，我说的就一定正确吗？其实无论辩论结果如何，我俩谁对谁错，或者都是对的，或者都是错的，仍然无法断定。）
不明智的争论不仅无法解决问题，还会使问题更加难以解决。你要知道，当一个人辩论的时候，他不仅仅是在单纯的用理智分析问题，他所有的人格尊严都已经行动起来，要求把自己的观点坚持到底。事后他也许会觉得自己错了，但是他必须考虑到宝贵的自尊心而坚持说下去。美国心理学家奥佛斯屈在他的《影响人类的行为》一书中说：“当一个人说’不‘，而本意也确实否定的话，他所表现的决不是简单的一个字。他身体的整个组织……内分泌、神经、肌肉……全部凝聚成一种抗拒的状态，通常可以看出身体产生一种收缩或准备收缩的状态。总之，整个神经和肌肉系统形成了一种抗拒接受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要让他冷静的分析问题并放弃自己的观点，简直难于登天。本来除了辩论，你还有其它方法可以证明你正确的，但现在，他把坚持自己的观点和维护自己的尊严等同起来，恐怕再好的方法也要归于无效了。
第45节：每个人都有优点
所以，如果你是正确的，事情的发展自然会证明你的看法，那些持不同观点的人也会慢慢改变态度。而一旦辩论，往往会使人将坚持自己的看法视为维护自己的尊严，即使事实证明你是对的，他仍然不会服气，会找各种借口为自己辩护，不仅不会信服你，反而有可能产生敌意。也许有那么一种人，天生杠头，即使用事实来说话他仍然不愿意承认错误。但既然客观事实都无助于改变他的看法，口头的争论又如何能够呢？徒然增加别人对你的反感而已。
近现代以来，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好几次著名的大争论，比如洋务派与顽固派，保守派与立宪派、革命派与保皇派、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等，对于解放思想、推动历史发展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些例子能否反驳我前面的观点呢？我觉得，首先，总的来说，即使这样的辩论，也没有哪一方让另外一方放弃了自己原来的观点。李鸿章洋务运动失败了，但他至死都反对君主立宪；康有为辩论不过革命派，但直到辛亥革命胜利后，他还是保皇派；在每次辩论中，从来没有出现过某一派举白旗投降的情况，只是后来革命形式的发展，迫使他们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已，并没有被说服。也有放弃旧观点接受新观点的，比如梁启超、杨度，但只是特例，而且是在他们从事的活动……维新和复辟失败以后认真反思的结果，而不是别人跟他们争论的结果。其二，真正因为这种讨论而受到思想启迪的是“旁观者”，也就是那些青年学子，他们从中接触到了新观点，通过自己的比较选择了更为先进的观点，从而使得大讨论起到了思想启蒙的效果。第三，某种观点正确与否的最终决定性因素还是实践，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里面举了一个例子：
我们有些同志就是相信政治影响，以为靠着影响就可以解决问题。那是迷信。一九三六年，我们住在延安。离延安四五十里的地方有个地主豪绅的土围子。那时候党中央的所在地就在延安，政治影响可谓大矣，可是那个土围子里的反革命就是死不投降。我们在南面扫、北面扫，都不行，后来把扫帚搞到里面去扫，他才说：“啊哟！我不干了。”
十月革命、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也经过陈独秀、李大钊大力宣传、争论，但说服的不是资产阶级革命派，而是广大农民和工人。最后真正让马克思主义取得胜利的，还是靠武装斗争的实际行动。
明白了争辩的无用，我们就要尽量避免与人争辩，而要坚持“作揖主义”，不要把时间花到既得罪人又不能解决问题的争论中去，而要踏踏实实下功夫把事情做好，用事实来说话。对中学生来说，就是少管闲事，对于种种同学之间的纠纷谣传，不妨听之任之，全心全意把成绩提高，这不是消极，而是最大的积极。
四、每个人都有优点
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改之。”每个人都有值得你学习的地方，关键在于你愿不愿意承认，并主动去发掘。
宋代大文豪苏轼非常喜欢谈佛论道，和佛印禅师关系很好。有一天他登门拜访佛印，问道：“你看我是什么。”佛印说：“我看你是一尊佛。”苏轼闻之飘飘然，佛印又问苏轼：“你看我是什么？”苏轼想难为一下佛印，就说道：“我看你是一坨屎。”佛印听后默然不语（也许是气的说不出话）。于是苏轼很得意的跑回家见到苏小妹，向她吹嘘自己今天如何一句话噎住了佛印禅师。苏小妹听了直摇头，说道，“哥哥你的境�
